以同志之名:孽子時代

秋末冬初,走出戲散後的劇場,步行於廣場附近的街道,迎面而來,滿滿、滿滿的,高舉著反對旗幟的人潮,反多元成家。(反同志?)身邊的Q說:「我還以為時代已經不同了呢。」Q是我青春期以來的好友,我們同樣成長於彼暮色沉沉的南方小鎮,然後,離開,來到都市,旋轉著,直到各自的三十好幾。Q說的,那個他以為已然遠走了的,即是彼曾是的孽子年代。
國二的暑假,Q在學校圖書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了一本《變態心理學》,並且借閱、讀完白先勇的《孽子》,那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召喚,王國的召喚,好像你始終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然而,Q拒絕加入那個王國,一來,它在台北城大都會,小鎮少年無法想像要如何才能到達的遠方,二者,Q嚇壞了。在彼時我們常去散心的廟前廣場上,夜晚的籃球架下,Q告訴我,他生病了,那病,將引他進入一個黑暗、沒有出路的未來。Q明明美好而健康,除了有些多愁善感。Q說,等我長大賺了錢,一定,一定要看醫生,把自己治好,唉,Q並且嘆氣,我怎麼面對我爸爸啊,我是個孽子。
一直到現在,Q都仍然是個外表斯文無辜,行事也堪稱表裡相符的青年,但他總說,我啊,是個孽子。
後來的Q,並沒有賺到太多的錢,他寫作,不知道是否因此,他也始終沒有去看醫生把自己治好。彼時高三,Q喜歡上同班一個打排球的陽光男孩,他主動替男孩蒐集他喜歡的偶像剪報,堅持去他家開的快餐店吃飯,星期天也到校自習只因他也會來,但Q沒說Q不知道男孩是不是或者根本不是,Q沒說但男孩也許察覺了,有一天,男孩不跟Q說話了,從此。那天,是小學以來始終全勤的Q第一次請假,他一個人坐公車在南城市區裡繞了一遍又一遍,不知所終。大學時代, Q和一個他喜歡但對方並不的對象上床,有時相反,人家喜歡他而他不,更有時,連喜不喜歡都談不上,但他們上床。Q在他的手腕上留下幾道疤痕,他說,並不想死,只是想知道,還有沒有比心痛更痛的痛。當兵那年,兵變,Q在服役單位吞下半個月份的史帝諾斯,不省人事。他不記得他睡著以後發生了什麼事,只記得在醫院醒來時去廁所排出來的東西都是墨黑墨黑的。我去醫院看他,Q笑得慘慘的,說,我像不像《孽子》裡的張孝全?那前不久,小說剛剛被拍成了電視劇,張孝全演那位鬧自殺的吳敏。
我說,不像,你沒那麼帥,而且,你才不是孽子,你根本沒有真正去過新公園,你從來沒有鼓起勇氣,你不敢。
Q說,新公園是一個象徵,我已經進進出出好多回了,但是,不管它在夜店,在網路,在哪個你想像不到的地方,都是個不見光的所在。
Q說,孽子,我是孽子。
我想起來,Q從來沒去過同志大遊行,每年,那樣風風火火,七色彩虹,Q卻一次也沒有去過。我想,這一切或許都因由於Q自啟蒙時代便已根深柢固的孽子意識。其實,在後來的時光裡, 已經讀過《荒人手記》,讀過紀大偉,甚至比《孽子》更常翻閱而熟悉,但他卻沒有跟著蛻變成過盡千帆眼底皆菩薩的荒人,或敢曝敢衝的酷兒,就像他一次也沒有參加過的同志大遊行,或張惠妹演唱會。孽子啊,之於Q,如咒如懺。
為什麼?在其後漫長的復原時光裡,我問Q。
因為,那裡面有人,有人在真實地願望著、痛苦著,祈求著、痛哭著。生命,從來不只是知識或詞條的累積,生活,也不會只有陽光下的歡笑,鼓聲或音樂聲中的喧囂與革命。總有人,那麼不值得一提,那麼輕,而他們的苦難,卻如是重。
Q是在做同志文學的評論嗎?我恍然錯覺,而其實不是,他是在說他自己,他的憂鬱,他的不能與時俱進,他的無能與自棄。於是,他留在了過去,留在那個餘暉落盡的南方青春小鎮裡。我是孽子噢,他說。那是第一次,在離小鎮和青春都已經很遠的城市星巴克哩,我把Q這句一再複誦的口頭禪台詞聽進耳朵裡了。總有人不適合上街頭吶喊,有人用盡全力追求幸福而不可得,有人活著像一張一切景物都反過來的暗色的負片(在我們的革命事業裡,包括他們嗎?)。那麼,當劇場已散,我們逆著反對的遊行人潮艱難地往前進時,聽見Q又這麼淡淡複誦著如咒如懺:我是孽子。我突然明白,Q並不是在自我定義,他只是一面反射出現實物事的鏡子,在往昔,在現在。有一些我們以為過去的過去,並未真的,不在。
我們終於穿過那些激動的人群了。秋末冬初,日暮將近,緊鄰著捷運站的二二八公園剛剛點起昏黃路燈,暗黑王國的所在。我看著Q,他笑著,然後說,走吧。於是,我們便乘著捷運長長的電梯,來到光線無所不在的地下。

許正平
出生成長於台南小鎮新化,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班戲劇創作組碩士,現就讀於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著有散文集《煙火旅館》、小說集《少女之夜》、劇本集《愛情生活》、電影劇本《盛夏光年》。近年與台南人劇團合作,改編西方經典劇本為台語與本土情境之戲劇,作品有《海鷗》、《安平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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