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父權時代
不知為何，我這人很少回頭思索自己的人生。長久以來，我的藉口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太花花，撩亂眼目，觀察從我面前掠過的浮世景色已經來不及，費盡全力也往往不能領悟千分之一道理，我實在、實在餘下不多力氣來理解我自己。
搬來紐約，人生中途，我突然開始思索我這人怎麼輾轉流來這座城市。二十年前，我曾有機會來此讀書，但最終選擇去了另一處大雪紛飛的北方小鎮。成年之後，幾度旅行紐約，來去匆匆。當周圍大多朋友宣稱這是地球上最令人嚮往的城市，我微笑，卻心有另屬。
而我終究遷徙大西洋邊緣的曼哈頓島，在太平洋彼岸香港島那段歲月便認識的老友坐在布魯克林往曼哈頓的渡輪上，曾經我們一道坐在九龍往香港的渡輪上，他當時已經說了，現在他不厭其煩重複：「所有人終將來到紐約。妳看著好了。」時值初夏傍晚，船頭朝曼哈頓南端開去，自由女神像在左邊，夕陽餘暉籠罩那一大片密林似的摩天高樓，在逐漸暗淡的天幕下，金光閃閃，像夢想一樣光亮無敵，這片風景曾在無數電影裡出現，因此許多人第一次見到這片景象都無比熟悉，誤以為自己必定上輩子來過，或在夢中見過。而我明白我朋友的意思。我真心明白。
「紐約」不再是一座美國城市，而是一個意象，代表了一份自由的生活，一種狂野不羈的生命態度，掙脫一切社會枷鎖的豐沛渴望。紐約，這座基礎設施破舊、貧富差距駭人的無情城市，什麼都沒有，它不能給你安慰，不保證你成功，不賦予你安逸，時時挫折你，經常羞辱你，讓你傷心，讓你自我懷疑，當你勇敢抖開蒙塵的翅膀，稍微飛高一點，它那奔竄於巨廈縱谷之間的城市颶風，馬上扯你回地面，任你重重跌落，如果沒有順勢折斷你的翅膀的話。這樣的紐約，因為萬事詭譎無解，關於生命，你只能自己去想。抵達紐約正值嚴冬，三週內，連下了兩場暴風雪。我裹上大衣，戴緊毛線帽，以羊毛厚圍巾密密圍住我整張臉，只露出兩隻眼睛，走入曼哈頓下城高樓建造的層巒山坳，矗天巨廈遮住了陽光，即使正
午，在這座城裡，有些地方太陽永遠去不了，我意識到自己正身置其境。我仰頸，瞥見雪後快晴的藍空，細長如一條潺潺溪流從高樓夾縫中流過，晶瑩剔透，閃耀寶石般的冷光。
V.S . 奈波爾說，任何一種抵達都是謎。我問自己，你為何在這裡，難道真的只因所有人終將來到紐約。據說紐約是酷兒的故鄉。全美同性戀都嚮往有生之年終要來一趟，一嚐大蘋果的滋味。於此，我想借用「酷兒」一詞形容所有不合「規格」的孩子，若是世上性別只有兩種，性慾只有一套，就像社會規範只有一份，權力體制只長一個樣子，假使不落入這些既定框架規則，必定淪為酷兒，在能夠合群相處的其他人眼中，變成一群性格怪誕、難以歸類的棄兒。
那些自覺遭社會以明白或沉默方式排拒的酷兒，包括美國本土，從不同海岸出發，各自跋涉過覆雪山脈與貧瘠荒野，只為了聞一鼻哈德遜河的汙濁空氣。這股漂浮在紐約半空的污染氣體，有點腐臭，散發人體不潔氣味，包含了人類活動所能製造出來的全部穢氣，讓這些不合社會規格的孩子們發覺自己原來一點也不髒，自己並不是不完美，而是世上的完美有千萬種。看看這座城市，各處角落都藏
有奇形怪狀的不稱作美，但也絲毫不醜的生物，他們存在著，呼吸著，毫無愧疚地生活著，跟其他生物一樣強悍自在，不認為自己需要羞愧，不向任何人道歉。
紐約是一座屬於孽子的城市。而每名孽子都以此為傲，不孽非活。就像白先勇筆下的台北新公園，整座紐約即一座巨大的台北新公園，提供那些遭主流體制漠視輕蔑以及斥逐的孩子一方心靈淨土。
我奇異地認為，連從王文興小說《家變》出走的父親，終究也會來到紐約。因為在《家變》裡，看似崩壞的父權制度依然牢不可破，並沒有因為父親離家而改變，對我來說，故事裡，真正不合規格的人是那名父親，他沒出息，沒活出體制下的父親形象，他讓兒子失望了，逐漸長大的兒子掌握了家中權力，瞧不起他那不符
社會期待的父親。新的權力者，新的壓迫者。
文學裡，父親從來不僅單純代表「爸爸」這個人而已。父親的身影代表了權力的中心，父權乃是一種從上而下的權力制度，家長式意志貫徹其中，以管理餅乾工廠精神管理社會裡每一個人，餅乾壓模切出一模一樣的餅乾，務求每塊形狀統一，烘烤焦度相同，任何瑕疵品都不能忍受，必須從眾多餅乾中挑出，立即剔除。無論自願或非自願長成不同形狀的餅乾，必然會遭受懲罰，丟到外頭風吹雨打，浸泡到爛，揉進泥濘裡。
保羅．奧斯特觀察紐約滿街的流浪漢，懷疑他們都發生了什麼事，導致這些人從人生常軌翻落。我吹著曼哈頓的風，就像我曾吹著香港的風，而今我明白那只不過表示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好不好、壞不壞，只是不一樣而已。我仍記得小時拂過我臉頰的台北的風，溫溫熱熱，帶點潮溼，我沒有不喜歡，但我懂得它的輕柔背後帶著沉重的鞭策，而它的溫柔也可能是一種陷阱，誘惑我沉入常規，以得到獎賞。年少在台北上學，學校常在大操場集合全體學生，讓我們鍛鍊體操，廣播音樂轟耳，台上老師不斷高聲說，請你跟我這樣做，請你跟我這樣做，重複再重複，總讓我非常不自在，因為我清楚自己不可能跟得很好。我向來就不擅長當塊甜美的餅乾。
那就去到外面痛快泡爛吧。而我不以為那必定是一種人生沉淪。就像終究去到紐約或台北新公園這類心靈故鄉的人，他們怕的不是孤獨寂寞也不是人生不成材，他們怕的是窒息，活活悶死，在死亡來臨之前提早關在木箱子裡下葬。他人眼中的墮落，是我輩心中的自由。
只要有人，就有權力。有權力的地方，定有餅乾工廠。即使紐約，也有自己的餅乾工廠，就像新公園的夜晚雖然深黑，杜鵑花的皺摺仍能製造更暗的陰影。渡過東河，我重新回到曼哈頓南端高樓暗影下。抬頭望月，縱然明亮，卻缺了一角，但對背光的世界來說，不完美的月已是黑夜的太陽。
胡晴舫
台灣台北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 文化評論。著有《城市的憂鬱》、《旅人》、《我這一代人》、《第三人》等書，亦有固定專欄發表於兩岸三地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第三人》曾獲第3 屆金鼎獎「最佳文學圖書獎」。2013 年起，旅居紐約。
搬來紐約，人生中途，我突然開始思索我這人怎麼輾轉流來這座城市。二十年前，我曾有機會來此讀書，但最終選擇去了另一處大雪紛飛的北方小鎮。成年之後，幾度旅行紐約，來去匆匆。當周圍大多朋友宣稱這是地球上最令人嚮往的城市，我微笑，卻心有另屬。
而我終究遷徙大西洋邊緣的曼哈頓島，在太平洋彼岸香港島那段歲月便認識的老友坐在布魯克林往曼哈頓的渡輪上，曾經我們一道坐在九龍往香港的渡輪上，他當時已經說了，現在他不厭其煩重複：「所有人終將來到紐約。妳看著好了。」時值初夏傍晚，船頭朝曼哈頓南端開去，自由女神像在左邊，夕陽餘暉籠罩那一大片密林似的摩天高樓，在逐漸暗淡的天幕下，金光閃閃，像夢想一樣光亮無敵，這片風景曾在無數電影裡出現，因此許多人第一次見到這片景象都無比熟悉，誤以為自己必定上輩子來過，或在夢中見過。而我明白我朋友的意思。我真心明白。
「紐約」不再是一座美國城市，而是一個意象，代表了一份自由的生活，一種狂野不羈的生命態度，掙脫一切社會枷鎖的豐沛渴望。紐約，這座基礎設施破舊、貧富差距駭人的無情城市，什麼都沒有，它不能給你安慰，不保證你成功，不賦予你安逸，時時挫折你，經常羞辱你，讓你傷心，讓你自我懷疑，當你勇敢抖開蒙塵的翅膀，稍微飛高一點，它那奔竄於巨廈縱谷之間的城市颶風，馬上扯你回地面，任你重重跌落，如果沒有順勢折斷你的翅膀的話。這樣的紐約，因為萬事詭譎無解，關於生命，你只能自己去想。抵達紐約正值嚴冬，三週內，連下了兩場暴風雪。我裹上大衣，戴緊毛線帽，以羊毛厚圍巾密密圍住我整張臉，只露出兩隻眼睛，走入曼哈頓下城高樓建造的層巒山坳，矗天巨廈遮住了陽光，即使正
午，在這座城裡，有些地方太陽永遠去不了，我意識到自己正身置其境。我仰頸，瞥見雪後快晴的藍空，細長如一條潺潺溪流從高樓夾縫中流過，晶瑩剔透，閃耀寶石般的冷光。
V.S . 奈波爾說，任何一種抵達都是謎。我問自己，你為何在這裡，難道真的只因所有人終將來到紐約。據說紐約是酷兒的故鄉。全美同性戀都嚮往有生之年終要來一趟，一嚐大蘋果的滋味。於此，我想借用「酷兒」一詞形容所有不合「規格」的孩子，若是世上性別只有兩種，性慾只有一套，就像社會規範只有一份，權力體制只長一個樣子，假使不落入這些既定框架規則，必定淪為酷兒，在能夠合群相處的其他人眼中，變成一群性格怪誕、難以歸類的棄兒。
那些自覺遭社會以明白或沉默方式排拒的酷兒，包括美國本土，從不同海岸出發，各自跋涉過覆雪山脈與貧瘠荒野，只為了聞一鼻哈德遜河的汙濁空氣。這股漂浮在紐約半空的污染氣體，有點腐臭，散發人體不潔氣味，包含了人類活動所能製造出來的全部穢氣，讓這些不合社會規格的孩子們發覺自己原來一點也不髒，自己並不是不完美，而是世上的完美有千萬種。看看這座城市，各處角落都藏
有奇形怪狀的不稱作美，但也絲毫不醜的生物，他們存在著，呼吸著，毫無愧疚地生活著，跟其他生物一樣強悍自在，不認為自己需要羞愧，不向任何人道歉。
紐約是一座屬於孽子的城市。而每名孽子都以此為傲，不孽非活。就像白先勇筆下的台北新公園，整座紐約即一座巨大的台北新公園，提供那些遭主流體制漠視輕蔑以及斥逐的孩子一方心靈淨土。
我奇異地認為，連從王文興小說《家變》出走的父親，終究也會來到紐約。因為在《家變》裡，看似崩壞的父權制度依然牢不可破，並沒有因為父親離家而改變，對我來說，故事裡，真正不合規格的人是那名父親，他沒出息，沒活出體制下的父親形象，他讓兒子失望了，逐漸長大的兒子掌握了家中權力，瞧不起他那不符
社會期待的父親。新的權力者，新的壓迫者。
文學裡，父親從來不僅單純代表「爸爸」這個人而已。父親的身影代表了權力的中心，父權乃是一種從上而下的權力制度，家長式意志貫徹其中，以管理餅乾工廠精神管理社會裡每一個人，餅乾壓模切出一模一樣的餅乾，務求每塊形狀統一，烘烤焦度相同，任何瑕疵品都不能忍受，必須從眾多餅乾中挑出，立即剔除。無論自願或非自願長成不同形狀的餅乾，必然會遭受懲罰，丟到外頭風吹雨打，浸泡到爛，揉進泥濘裡。
保羅．奧斯特觀察紐約滿街的流浪漢，懷疑他們都發生了什麼事，導致這些人從人生常軌翻落。我吹著曼哈頓的風，就像我曾吹著香港的風，而今我明白那只不過表示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好不好、壞不壞，只是不一樣而已。我仍記得小時拂過我臉頰的台北的風，溫溫熱熱，帶點潮溼，我沒有不喜歡，但我懂得它的輕柔背後帶著沉重的鞭策，而它的溫柔也可能是一種陷阱，誘惑我沉入常規，以得到獎賞。年少在台北上學，學校常在大操場集合全體學生，讓我們鍛鍊體操，廣播音樂轟耳，台上老師不斷高聲說，請你跟我這樣做，請你跟我這樣做，重複再重複，總讓我非常不自在，因為我清楚自己不可能跟得很好。我向來就不擅長當塊甜美的餅乾。
那就去到外面痛快泡爛吧。而我不以為那必定是一種人生沉淪。就像終究去到紐約或台北新公園這類心靈故鄉的人，他們怕的不是孤獨寂寞也不是人生不成材，他們怕的是窒息，活活悶死，在死亡來臨之前提早關在木箱子裡下葬。他人眼中的墮落，是我輩心中的自由。
只要有人，就有權力。有權力的地方，定有餅乾工廠。即使紐約，也有自己的餅乾工廠，就像新公園的夜晚雖然深黑，杜鵑花的皺摺仍能製造更暗的陰影。渡過東河，我重新回到曼哈頓南端高樓暗影下。抬頭望月，縱然明亮，卻缺了一角，但對背光的世界來說，不完美的月已是黑夜的太陽。
胡晴舫
台灣台北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 文化評論。著有《城市的憂鬱》、《旅人》、《我這一代人》、《第三人》等書，亦有固定專欄發表於兩岸三地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第三人》曾獲第3 屆金鼎獎「最佳文學圖書獎」。2013 年起，旅居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