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八年漲八次 你為何無感?

總統蔡英文就任八年來,基本工資年年調漲,月薪由最初20008元調漲37.3%,至27470元;時薪也由120元調漲52.5%,來到183元,落實了「照顧基層勞工」的承諾,但為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對這項調薪政策,從最初的期待滿滿走向無感?

長年來,台灣勞工總數約維持在1150萬人,勞動部預估此次基本工資調漲,合計約有200萬名本國勞工受惠,占比不到全台勞工的1/5。若將台灣勞工的薪資分五等位數,受惠的對象大多集中在最底層的一群,從打擊面來講,或許解釋了民眾普遍無感的一部分原因。

打擊面小,CPI與實際脫鉤

基本工資調漲的目的,主要是不影響通膨、失業率的前提下,維持弱勢勞工的薪資購買力不變。104人力銀行資深副總暨人資長鍾文雄受訪指出,基本工資調漲,受惠族群以打工族、清潔工等技術力較末端為主。

以保全為例,雖然一個月的薪資大多可達4、5萬以上,但每月工時都230個小時起跳,「扣掉加班費等加給,基本上就是領基本工資而已。」

這讓薪水在基本工資以上的民眾,往往會覺得基本工資調漲「與我何干」?甚至還會因為自己的薪水與基本工資差距逐步拉近,產生相對剝奪感。

另一個民眾無感的原因,或許可從此次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插曲得出:將17項重要民生物資CPI納入,導致資方氣得一度離席。顯示民眾感受到的實際通膨壓力,讓他們覺得就算拿到手上的工資多了一些,但扣掉高漲的物價,留在手上的也所剩無幾。

「從基本工資調漲的原則來看,目的是要維持勞工的薪資購買力不變,但現在的CPI指標,的確無法反映勞工實際感受到的通膨問題。」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賴偉文解釋,CPI指標是由九類、1000多種商品加權平均後得出的數字,但一個普通的受薪階級,不可能購買全部這千餘種商品,大多會集中在其中幾項物資上,導致一般CPI指標與民眾對價格的實際感受,出現脫鉤的現象。

除了CPI與人民感受的脫鉤問題,由於現階段基本薪資的調幅公式,大體上為:CPI漲幅加上1/2的GDP增幅,近年來,全球經濟大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儘管台灣經濟年年成長,但是對於專做出口、國內市場的企業來說,感受也各不相同。

以今年為例,台灣景氣呈現內熱外冷的狀況,住宿、餐飲等專做國內市場的產業,營業額與年增率創下歷年新高,但同時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產業,卻陷入去庫存窘境。主計總處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為1.61%,但對出口產業來說,恐怕早已是負成長。

賴偉文表示,目前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對基本工資究竟要調升多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包括要參考哪個指標做為物價通膨指數?不同產業結構是否也要納入考慮?調升多少百分比可能會對產業、勞工造成影響?統統付之闕如。這些問題都凸顯了,久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最低工資法」重要性。



調幅無標準,淪喊價大賽

現階段台灣基本工資調漲過程,宛如沒有遊戲規則的「喊價大賽」,沒公正第三方機構做的薪資調幅研究分析,勞資雙方顯少達成共識。未來台灣經濟若急轉急下,1997年至2007年基本工資凍漲的「失落十年」,恐將再次來臨。

賴偉文說,就他對企業方的了解,「他們的概念是,調沒問題,但要有一個標準,不能隨意喊價,不能去年這樣,明年又變了樣。」他以新加坡的「全國工資理事會」(NWC)的運作為例,要調薪多少,一定會有第三方公正機關進行研究,分析不同的調幅會影響多少勞工、對產業面的衝擊等等,給予勞資雙方客觀的數據,達成共識訂出合理的調漲幅度。

台灣的低薪問題,被許多勞團斥為「國恥」,每年均要求基本工資大幅調漲,但賴偉文說,台灣的低薪問題,背後牽涉多項因素,「基本工資不是造成台灣低薪的問題,也絕對不是單靠調漲基本工資就能解決。」

不過,基本工資的調漲,對資方來說,確實也有一定的加薪壓力。根據賴偉文向企業做過的問卷調查,以今年基本薪資調漲4.05%為例,對每月月薪在基本薪資以上的勞工來說,「(薪資調幅)基本上會比4.05%低一點點,但還是會上升、增加。」

況且,基本薪資的調漲,增加的用人成本,除了直接發給員工的薪資外,還包括勞保、健保等七類跟基本薪資綁定的「法定勞動成本」,這些法定成本約占人事成本的17%~18%,對企業來說也是一筆龐大的負擔。因此,基本薪資的調漲,不能過快、過高,否則台灣恐陷鄰近韓國青年失業率飆升,物價失控的苦果。

此外,坊間普遍傳聞,台灣基本薪資的調幅之所以未能大步走,主因是「本勞、外勞薪資未能脫鉤」所致,不過,這點在實務上有相當的困難。鍾文雄透露,早在馬政府時代,幾乎每一任總統、勞動部長都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但若將兩者的薪資脫鉤,將違背台灣人權立國的原則,也勢必引來國際勞工組織(ILO)等國際組織批評「侵犯人權」,台灣的國際形象恐將大傷,不利國家利益。

專家:薪資透明化是解方

除了歧視問題外,賴偉文也指出,就資方的觀點來說,「聘一位外勞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不見得比本勞還低,」既然如此,那將本、外勞薪資脫鉤的目的何在?外界對這個問題似乎有些過於擴大解釋。

要解決台灣的低薪問題,關鍵突破點或許在「薪資透明化」。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顯示,2016至2022年,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均在2%以上,超過半數更來到3%以上,甚至2021年還飆漲至6.53%,成長率在已開發國家鶴立雞群。總體GDP也從逾17.5兆元,成長到逾22.6兆元,增量近1/3,表現亮眼。

但勞動部的統計數據卻顯示,台灣的實質總薪資(月薪加獎金)成長幅度,卻不如GDP成長亮眼,2016年的實質總薪資平均為4萬9266元,2022年的實質總薪資平均為5萬3750元,趨勢上確實有所調升,但相較GDP大幅增長近1∕3,調幅微乎其微,顯示台灣經濟成長的最大果實,最大一塊被資方分走。

賴偉文說,台灣目前的就業市場,勞資雙方仍「資訊不對等」,不但勞工間的薪資不透明,連企業的獲利多少也不透明,員工不曉得自己對企業的價值,導致資方站在相對強勢的地位,讓勞方很難要求加薪,只能被動接受資方給予的薪水,「這也是為何基本工資調漲,成為勞工跟資方談薪的唯一依據。」

鍾文雄也建議,政府應該對企業分潤員工,多做一些強制性的規定,目前證交所每年都會公布上市櫃公司的年薪排行榜,觀察董監事是否有肥貓,或是EPS表現亮眼的企業,對員工的調薪幅度是否過低,「已經慢慢有這種氛圍,看這個合理性,但還沒有強制性,只是鼓勵而已。」

未來政府這類作法或許可以賦予強制力,讓勞資雙方的蛋糕分配更公平,也讓台灣擺脫多年來「低薪」的惡名。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0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https://www.gvm.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