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原鄉的媚惑
看見台灣地景，是新世紀以來的大勢所趨。造成這股潮流的背後成因錯綜複雜，從八○年代在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本土化轉向開始醞釀，九○年代島內政治生態與文學場域重新盤整，中國勢力的崛起和全球化同質性的威脅，更刺激我們去思考自己的主體性是什麼、特殊性在哪裡？在地性的呼聲和本土意識日漸高昂。台灣人的定義由以前以血緣或移民先後的史觀，慢慢朝向了屬地主義，台灣這塊土地成為所有住民最大的公約數。先來後到、膚色種族都不重要，只要認同土地就是最有力的身分證明。
地方的份量除了上述抽象因此顯得太過遙遠的原因，還有一個最直接實際的新興動機擁護在地性：經濟。
在跨國資本主義流動的時代裡，只要哪個區域有利可圖，不管是利益翻倍或者僅僅是保值，光是地方概念就可以吸引大批資金投注。全球食物鏈的生產銷售模式使得我們對原料來源、加工過程、配銷管道和環境生態的安全與維護格外謹慎。地方已經成為另類的商業品牌。
以前的消費者崇尚德國汽車、法國葡萄酒、日本電器織品，現在的消費者比較信任義大利西班牙的橄欖油、懷疑美國的牛肉大陸的奶粉。台灣的水果是外銷的品質保證，台灣的美食是吸引觀光的賣點。
往昔不管是送禮自用，舶來品總有一種高貴尊榮的感覺。曾幾何時，土產變成奇貨可居的名品。金門高粱、東港鮪魚、麻豆文旦、嘉義雞肉飯、西螺醬油、台中太陽餅、梨山雪梨、彰化肉圓、新竹米粉、大溪豆乾、三星蔥、花蓮麻糬、台東釋迦，每一個都是產值上億的燙金招牌，光聽商標就讓人口水直流。純正的地方特產帶給我們安全感、幸福感、光榮感，偶而伴隨著朦朧的懷舊感。
地方名勝和景觀當然也是商機無限。在產業集中的區域發展失衡的狀態下，不少城鎮因為欠缺足夠的工作機會， 導致住民嚴重流失而漸趨沒落，觀光成為活絡地方、振興城鄉的重要經濟來源。日本很早就意識到了地方的危機與商機，他們嘗試了許多保存和推廣城鄉的方法，其中最為人樂道並引起鄰近國家紛紛效尤的，就是影像媒介的置入行銷。
早期的《阿信》帶動山形縣那個窮鄉僻壤湧現大批本國和外國旅客的身影，讓人驚覺地方行銷的潛力。接著無數偶像劇集讓俊男美女們輪流在各種景點上歡笑歌哭，偶像經濟與地方經濟相輔相成，成功吸引不同國籍、不同世代的迷哥迷姐前仆後繼地朝聖，滾進一波又一波錢潮。最近令人欽羨的案例莫過於去年NHK晨間劇的《小海女》效益。
劇中故事發生地點雖是設定在岩手縣的一個虛構不存在的小城市，但它的真實拍攝地岩手縣久慈市卻招攬了大批觀光人潮，為這個衰敗又歷經地震摧折的東北災區初步製造五百個工作機會、帶來約十億收入，海外播出後的後續迴響還無法估算。
日本的作法證明了地方意義不僅止於文化傳承， 還有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形塑國家形象、增加國際曝光度並促進交流等附加價值。見賢思齊，韓國急起直追。《大長今》、《冬季戀歌》以來的韓流複製並改良了日本經驗，韓國地景強力播送進家戶電視和電腦螢幕，推高了觀光收入以及民族自尊心。台灣也不落人後，近年來愈來愈多電影電視以呈現台灣地方美景民風為主要號召， 例如《海角七號》 、《痞子英雄》和《艋舺》分別推銷了墾丁、高雄和萬華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為地方政府和商家賺進大把銀兩。再加上從《台灣念真情》以來一系列以介紹土地、城鄉、農作、工藝、美食、民俗的「瘋台灣」行腳節目，全年在無線有線頻道上放送。畫面裏的台灣美輪美奐、鳥語花香、男有情女有義，就算不論觀光產值，單是做台灣意象行銷都很值得。
去年《看見台灣》的紀錄片更是讓台灣地景的美麗與哀愁有了全景式的再現，既刷新紀錄片的票房，又讓觀眾以至政府對於經濟掛帥之於土地的傷害有了深刻的省思。
影像的效果固然即時廣大，但若是缺乏文化縱深的加持，不容易維持對遊客的吸引力，在資訊交替層出不窮的年代， 熱度沒多久就退燒了。就像靠幾齣大熱偶像劇炒作成熱門觀光景點的鄉鎮，喧騰一時的繁華榮景註定是短暫的海市蜃樓。真正要能令人產生共鳴，並讓遊客回籠或對當地產生情感，還是必須有文化歷史根基的支撐。被《看見台灣》感動的觀眾應該都能同意，如果沒有旁白( 姑且不論配音員是誰)，震撼的效果會打了多大折扣；如果沒有文字敘述，帶不出庶民們在台灣各個區域胼手胝足、只求安穩生活的卑微心願。
既然對比不出天災人禍對山川土地無情的肆虐汙染，也就牽引不出觀眾的愛與憤怒。文學的重要性就在此處。地景、城鄉、區域、國家等等不同空間形態都渴望(倚賴)敘述，才能表現出那個地方令人回味、牽掛或深思的意涵。
述敘人人會說，角度差異，觀看到的面向通常大異其趣。遊客注意到的跟當地人不一樣。觀光客是從外面、走馬看花地瀏覽一些著名的景點；在地人則置身其中，有感的往往是一些在生活與記憶中產生情感或意義的景物，或者知悉地標地景背後流傳的掌故軼聞。有時候，甚至觀光客越趨之若鶩的地方，本地人就越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作家寫原鄉猶如內行人的深度導覽。去過鹿港龍山寺拜拜、吃美食之餘，讀者還希望從施叔青、李昂姊妹們的小說了解鹿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建築風貌和人口產業分布。如果參觀了美濃的菸樓而沒看過鍾理和的作品，難以體會經濟轉型的代價和心酸。八斗子的海洋美景固然迷人，王拓的文本卻告訴我們漁村居民們靠海吃飯的悲歡離合，讓讀者口裡的海鮮咀嚼出更多滋味。由個人到社區、由社群到族群，四大族群在東西南北區域裡迥異的聚落形式、生產方式、人際互動、祭典禮儀、以及飲食語言樣態，匯集起來就是台灣的文化生活。
文本裡的地方不只是帶我們回歸歷史現場而已。空間在文學裡如何被表述、為何被表述，本身就是觀念史、文化史中有趣的考察項目。文本裡捕捉到一時一地的景色，表面上綜合出的是台灣城鄉的面貌與嬗變，以及當時當地為何擁有那樣的景觀特徵？作家選擇哪些空間入鏡、忽視哪些空間、有沒有刻劃與訴說的特定模式？這些問題背後牽扯著深層的結構性網絡因素，在在是當代許多社會人文學科研究者能夠大作文章的嚴肅議題。
原鄉的陷阱
原鄉很重要，但它同時是個弔詭的詞彙。當我們講原鄉、故鄉的時候，往往暗喻著已經或曾經離開，是一種缺席、遺落的過去式存在，而非現在居住的家鄉。地方再現的轉變，不僅是時代世代的感覺結構差異，即使是個人在每個生命階段都會有觀看上的差別。血氣方剛的時候通常嚮往他鄉異國，渴望到遠方流浪尋找夢中的橄欖樹，思鄉、尋根、懷舊甚至落葉歸根，則大多是初老或者老叩叩才有的症頭。家鄉是我們身分建構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並思考世界的立足點。我們帶著在此養成的認知， 因著求學、求職、旅遊或婚嫁的原因，或長或短辭鄉去國接觸別的空間，新舊空間進行比較，摸索喜好際線、調整價值習性。
每到另一個環境就再經歷過一輪認識論和經驗論的重整。如此累積疊覆，反覆刮除重寫。人在空間中流變，地景何嘗不是恆常處於變化之中？街頭巷尾那家常去的小店怎麼有天就拆了？
窗前的藍天忽然被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高樓擋掉了一塊。每天活動的環境都常有讓人錯愕的變動，何況是留在記憶中的故鄉。歷經出入故鄉的空間歷程後，再回來觀看家鄉在生涯中的位置，及其如何影響個人的行事與思維，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應該都會有不同感受。每一次的照面，熟悉中似乎又摻雜著某些陌生。君自故鄉來當知故鄉事，真是從何說起。作者如此，讀者閱讀作者的原鄉思考著自己的原鄉，何嘗不是如此。另一重弔詭是，地，明明是我們摸得到、踩著的立足處，長久以來我們對時間性的重視卻遠大於空間性， 直到近二十年來才開始有所轉變。正因為我們好像突然意識到空間的重要性與豐富性， 投注了爆發性的熱情與期待，忽略了這個新興的元素對作者跟讀者來說，既是新鮮的素材靈感， 也是尚在摸索適應的挑戰。在寫作模式和閱讀習慣上有一些必須釐清的空間，竟在不同興趣取向的論述中被混為一談。本質上，文學是說謊的技藝。
以說謊為榮，以說謊為尚。假的時候要大張旗鼓說得像真有這麼一回事， 或者讓讀者明知是虛構卻還能感受出普遍性的真實原則；真有所本的時候，反而要東遮西遮， 改掉太鮮明的特徵設定、湮滅對號入座的證據，甚至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聲明以上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從文本裡去進行考古及還原真人和真事，都是文學概論教科書中諄諄教晦、期期以為不可的考據癖。不料在愛鄉愛土的大旗下，最古老的、以為早已被淘汰的「文學是真實的反映」 讀法重新在文學原鄉中借屍還魂。姑不論概念上的對錯， 從執行面來看， 地籍考證也是困難重重。在敘述文學的主流中， 空間向來是從屬於事件與人物的背景屬性，是承載角色和故事的舞台、容器，基本上只需要若干模糊的指涉。
即使是講究寫實的寫實主義小說，關於地點、地理環境的具體資訊也不太講究，何況是現代主義及後現代小說。這是為什麼，在台灣七○年代正宗鄉土小說中，確實可以還原地景現場的其實寥寥可數。後鄉土小說的地景色彩與資訊比較豐富， 但受到後學的質疑美學影響，明明是參考許多文獻資料才寫出來的歷史地景，卻又要加以變形或扭曲。
舉例來說，袁哲生有名的「燒水溝」和「羅漢寮」，師承的是馬克吐溫對於「密蘇里州彼得斯堡」和福克納的「密西西比州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做法，寫的不是真實地理，而是某種社會與文化形態的縮影。
甘耀明在〈神秘列車〉與《殺鬼》中的苗栗、王聰威《複島》和《濱線女兒》裡的高雄，在真實史地中多的是虛幻空間，騙死人不償命。地誌書寫應該是最貼近嚴格意義上的原鄉畫像，比如夏曼的蘭嶼、吳鈞堯的金門和陳淑瑤的澎湖。
但即是貌似素樸寫真的《流水帳》，在設定地景時都狡猾的暗藏陷阱(此處且不暴雷，留待有心人發掘)，絕非一比一的實景模型。恰因為文學地景的座標模糊，證據來源有時必須仰仗作者自道。還健在的作者或許還可以解謎，至少提供一下是以何處為藍本的線索。像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到底是寫哪裡，我就看過三種說法。雖都是從文本找證據，結果三個學者推論出三個不同縣市。龍瑛宗已然仙逝，真相無從查證。但如果是一個比較世故的作家，盛情難卻之下或許可以回答，哪部分是從出生地A、哪部分是寫求學地B、哪部分又從工作地C汲取靈感，之類皆大歡喜的說詞。
就算是最有意識為地方作傳的地誌書寫， 時間空間都力圖真實，面臨的問題也不少。台灣教育體系長期缺乏對本土地理的介紹，讀者對許多地方不熟悉、遑論地方史或區域發展史，作者介紹地方時必須遵循一般性的歷史進程，結果好像雷同的歷史事件輪流在各區演練，地方的獨特性無法彰顯。少數有心的作家嘗試加入更為專業學術性的新資料，增添敘述深度以及教育意義。然而缺點是閱讀難度增加，外地讀者若要了解小說中描述的地名、路徑和位置如何在人物和情節的進行中發揮何種功能，或從舊地名舊地形的描述中了解地方變遷的來龍去脈，結果非常困難。因此反而在歷史和地理考據的雙重箝制下，減損了文學性和閱讀的樂趣。
不過，懷抱著原鄉商機夢想的爺們且暫息怒稍安，叟不辭長篇大論豈敢不曰利。文學的功能很多， 社會性、藝術性、知識性和娛樂性都是它之所以迷人的面向。空間從配角變成主角，創作者、閱讀者或研究者都需要調整角度，審思書寫和思維上的慣例與盲點。譬如說，地誌文學的確面臨讀者群難以大眾化的障礙，但是在書市萎縮到二千本就算銷售不錯的狀態下，若能寫出讓當地居民(現居、曾居、旅遊)必須人手一本的純文學作品，怎麼樣也比二千本多吧！假設有作家發願以硬寫實或自然主義技法書寫台灣319鄉鎮，就算銷售有限，學院也絕不敢輕忽這本小說版的清明上河圖。萬一出現了一本帶給地方收入上億元的書，就算是通俗作品，鐵定會被推崇為神級般的夢幻珍品。反之，當作家賦有地方宣傳或形象形塑的目的時，也必須留意文學的主觀性感受與作家文學風格是否一致，以免導致負面行銷。研究者則應該釐清文本不同的任務導向以及美學意識脈絡後，給予作家、作品和地方適當的評價。熱情但似是而非的寫作或導讀容易喪失公信力，辜負了這個新興的素材，最終反倒冷卻了我們好不容易對家鄉興起的喜愛。
范銘如
1964 年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著有: 《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地方的份量除了上述抽象因此顯得太過遙遠的原因，還有一個最直接實際的新興動機擁護在地性：經濟。
在跨國資本主義流動的時代裡，只要哪個區域有利可圖，不管是利益翻倍或者僅僅是保值，光是地方概念就可以吸引大批資金投注。全球食物鏈的生產銷售模式使得我們對原料來源、加工過程、配銷管道和環境生態的安全與維護格外謹慎。地方已經成為另類的商業品牌。
以前的消費者崇尚德國汽車、法國葡萄酒、日本電器織品，現在的消費者比較信任義大利西班牙的橄欖油、懷疑美國的牛肉大陸的奶粉。台灣的水果是外銷的品質保證，台灣的美食是吸引觀光的賣點。
往昔不管是送禮自用，舶來品總有一種高貴尊榮的感覺。曾幾何時，土產變成奇貨可居的名品。金門高粱、東港鮪魚、麻豆文旦、嘉義雞肉飯、西螺醬油、台中太陽餅、梨山雪梨、彰化肉圓、新竹米粉、大溪豆乾、三星蔥、花蓮麻糬、台東釋迦，每一個都是產值上億的燙金招牌，光聽商標就讓人口水直流。純正的地方特產帶給我們安全感、幸福感、光榮感，偶而伴隨著朦朧的懷舊感。
地方名勝和景觀當然也是商機無限。在產業集中的區域發展失衡的狀態下，不少城鎮因為欠缺足夠的工作機會， 導致住民嚴重流失而漸趨沒落，觀光成為活絡地方、振興城鄉的重要經濟來源。日本很早就意識到了地方的危機與商機，他們嘗試了許多保存和推廣城鄉的方法，其中最為人樂道並引起鄰近國家紛紛效尤的，就是影像媒介的置入行銷。
早期的《阿信》帶動山形縣那個窮鄉僻壤湧現大批本國和外國旅客的身影，讓人驚覺地方行銷的潛力。接著無數偶像劇集讓俊男美女們輪流在各種景點上歡笑歌哭，偶像經濟與地方經濟相輔相成，成功吸引不同國籍、不同世代的迷哥迷姐前仆後繼地朝聖，滾進一波又一波錢潮。最近令人欽羨的案例莫過於去年NHK晨間劇的《小海女》效益。
劇中故事發生地點雖是設定在岩手縣的一個虛構不存在的小城市，但它的真實拍攝地岩手縣久慈市卻招攬了大批觀光人潮，為這個衰敗又歷經地震摧折的東北災區初步製造五百個工作機會、帶來約十億收入，海外播出後的後續迴響還無法估算。
日本的作法證明了地方意義不僅止於文化傳承， 還有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形塑國家形象、增加國際曝光度並促進交流等附加價值。見賢思齊，韓國急起直追。《大長今》、《冬季戀歌》以來的韓流複製並改良了日本經驗，韓國地景強力播送進家戶電視和電腦螢幕，推高了觀光收入以及民族自尊心。台灣也不落人後，近年來愈來愈多電影電視以呈現台灣地方美景民風為主要號召， 例如《海角七號》 、《痞子英雄》和《艋舺》分別推銷了墾丁、高雄和萬華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為地方政府和商家賺進大把銀兩。再加上從《台灣念真情》以來一系列以介紹土地、城鄉、農作、工藝、美食、民俗的「瘋台灣」行腳節目，全年在無線有線頻道上放送。畫面裏的台灣美輪美奐、鳥語花香、男有情女有義，就算不論觀光產值，單是做台灣意象行銷都很值得。
去年《看見台灣》的紀錄片更是讓台灣地景的美麗與哀愁有了全景式的再現，既刷新紀錄片的票房，又讓觀眾以至政府對於經濟掛帥之於土地的傷害有了深刻的省思。
影像的效果固然即時廣大，但若是缺乏文化縱深的加持，不容易維持對遊客的吸引力，在資訊交替層出不窮的年代， 熱度沒多久就退燒了。就像靠幾齣大熱偶像劇炒作成熱門觀光景點的鄉鎮，喧騰一時的繁華榮景註定是短暫的海市蜃樓。真正要能令人產生共鳴，並讓遊客回籠或對當地產生情感，還是必須有文化歷史根基的支撐。被《看見台灣》感動的觀眾應該都能同意，如果沒有旁白( 姑且不論配音員是誰)，震撼的效果會打了多大折扣；如果沒有文字敘述，帶不出庶民們在台灣各個區域胼手胝足、只求安穩生活的卑微心願。
既然對比不出天災人禍對山川土地無情的肆虐汙染，也就牽引不出觀眾的愛與憤怒。文學的重要性就在此處。地景、城鄉、區域、國家等等不同空間形態都渴望(倚賴)敘述，才能表現出那個地方令人回味、牽掛或深思的意涵。
述敘人人會說，角度差異，觀看到的面向通常大異其趣。遊客注意到的跟當地人不一樣。觀光客是從外面、走馬看花地瀏覽一些著名的景點；在地人則置身其中，有感的往往是一些在生活與記憶中產生情感或意義的景物，或者知悉地標地景背後流傳的掌故軼聞。有時候，甚至觀光客越趨之若鶩的地方，本地人就越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作家寫原鄉猶如內行人的深度導覽。去過鹿港龍山寺拜拜、吃美食之餘，讀者還希望從施叔青、李昂姊妹們的小說了解鹿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建築風貌和人口產業分布。如果參觀了美濃的菸樓而沒看過鍾理和的作品，難以體會經濟轉型的代價和心酸。八斗子的海洋美景固然迷人，王拓的文本卻告訴我們漁村居民們靠海吃飯的悲歡離合，讓讀者口裡的海鮮咀嚼出更多滋味。由個人到社區、由社群到族群，四大族群在東西南北區域裡迥異的聚落形式、生產方式、人際互動、祭典禮儀、以及飲食語言樣態，匯集起來就是台灣的文化生活。
文本裡的地方不只是帶我們回歸歷史現場而已。空間在文學裡如何被表述、為何被表述，本身就是觀念史、文化史中有趣的考察項目。文本裡捕捉到一時一地的景色，表面上綜合出的是台灣城鄉的面貌與嬗變，以及當時當地為何擁有那樣的景觀特徵？作家選擇哪些空間入鏡、忽視哪些空間、有沒有刻劃與訴說的特定模式？這些問題背後牽扯著深層的結構性網絡因素，在在是當代許多社會人文學科研究者能夠大作文章的嚴肅議題。
原鄉的陷阱
原鄉很重要，但它同時是個弔詭的詞彙。當我們講原鄉、故鄉的時候，往往暗喻著已經或曾經離開，是一種缺席、遺落的過去式存在，而非現在居住的家鄉。地方再現的轉變，不僅是時代世代的感覺結構差異，即使是個人在每個生命階段都會有觀看上的差別。血氣方剛的時候通常嚮往他鄉異國，渴望到遠方流浪尋找夢中的橄欖樹，思鄉、尋根、懷舊甚至落葉歸根，則大多是初老或者老叩叩才有的症頭。家鄉是我們身分建構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並思考世界的立足點。我們帶著在此養成的認知， 因著求學、求職、旅遊或婚嫁的原因，或長或短辭鄉去國接觸別的空間，新舊空間進行比較，摸索喜好際線、調整價值習性。
每到另一個環境就再經歷過一輪認識論和經驗論的重整。如此累積疊覆，反覆刮除重寫。人在空間中流變，地景何嘗不是恆常處於變化之中？街頭巷尾那家常去的小店怎麼有天就拆了？
窗前的藍天忽然被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高樓擋掉了一塊。每天活動的環境都常有讓人錯愕的變動，何況是留在記憶中的故鄉。歷經出入故鄉的空間歷程後，再回來觀看家鄉在生涯中的位置，及其如何影響個人的行事與思維，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應該都會有不同感受。每一次的照面，熟悉中似乎又摻雜著某些陌生。君自故鄉來當知故鄉事，真是從何說起。作者如此，讀者閱讀作者的原鄉思考著自己的原鄉，何嘗不是如此。另一重弔詭是，地，明明是我們摸得到、踩著的立足處，長久以來我們對時間性的重視卻遠大於空間性， 直到近二十年來才開始有所轉變。正因為我們好像突然意識到空間的重要性與豐富性， 投注了爆發性的熱情與期待，忽略了這個新興的元素對作者跟讀者來說，既是新鮮的素材靈感， 也是尚在摸索適應的挑戰。在寫作模式和閱讀習慣上有一些必須釐清的空間，竟在不同興趣取向的論述中被混為一談。本質上，文學是說謊的技藝。
以說謊為榮，以說謊為尚。假的時候要大張旗鼓說得像真有這麼一回事， 或者讓讀者明知是虛構卻還能感受出普遍性的真實原則；真有所本的時候，反而要東遮西遮， 改掉太鮮明的特徵設定、湮滅對號入座的證據，甚至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聲明以上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從文本裡去進行考古及還原真人和真事，都是文學概論教科書中諄諄教晦、期期以為不可的考據癖。不料在愛鄉愛土的大旗下，最古老的、以為早已被淘汰的「文學是真實的反映」 讀法重新在文學原鄉中借屍還魂。姑不論概念上的對錯， 從執行面來看， 地籍考證也是困難重重。在敘述文學的主流中， 空間向來是從屬於事件與人物的背景屬性，是承載角色和故事的舞台、容器，基本上只需要若干模糊的指涉。
即使是講究寫實的寫實主義小說，關於地點、地理環境的具體資訊也不太講究，何況是現代主義及後現代小說。這是為什麼，在台灣七○年代正宗鄉土小說中，確實可以還原地景現場的其實寥寥可數。後鄉土小說的地景色彩與資訊比較豐富， 但受到後學的質疑美學影響，明明是參考許多文獻資料才寫出來的歷史地景，卻又要加以變形或扭曲。
舉例來說，袁哲生有名的「燒水溝」和「羅漢寮」，師承的是馬克吐溫對於「密蘇里州彼得斯堡」和福克納的「密西西比州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做法，寫的不是真實地理，而是某種社會與文化形態的縮影。
甘耀明在〈神秘列車〉與《殺鬼》中的苗栗、王聰威《複島》和《濱線女兒》裡的高雄，在真實史地中多的是虛幻空間，騙死人不償命。地誌書寫應該是最貼近嚴格意義上的原鄉畫像，比如夏曼的蘭嶼、吳鈞堯的金門和陳淑瑤的澎湖。
但即是貌似素樸寫真的《流水帳》，在設定地景時都狡猾的暗藏陷阱(此處且不暴雷，留待有心人發掘)，絕非一比一的實景模型。恰因為文學地景的座標模糊，證據來源有時必須仰仗作者自道。還健在的作者或許還可以解謎，至少提供一下是以何處為藍本的線索。像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到底是寫哪裡，我就看過三種說法。雖都是從文本找證據，結果三個學者推論出三個不同縣市。龍瑛宗已然仙逝，真相無從查證。但如果是一個比較世故的作家，盛情難卻之下或許可以回答，哪部分是從出生地A、哪部分是寫求學地B、哪部分又從工作地C汲取靈感，之類皆大歡喜的說詞。
就算是最有意識為地方作傳的地誌書寫， 時間空間都力圖真實，面臨的問題也不少。台灣教育體系長期缺乏對本土地理的介紹，讀者對許多地方不熟悉、遑論地方史或區域發展史，作者介紹地方時必須遵循一般性的歷史進程，結果好像雷同的歷史事件輪流在各區演練，地方的獨特性無法彰顯。少數有心的作家嘗試加入更為專業學術性的新資料，增添敘述深度以及教育意義。然而缺點是閱讀難度增加，外地讀者若要了解小說中描述的地名、路徑和位置如何在人物和情節的進行中發揮何種功能，或從舊地名舊地形的描述中了解地方變遷的來龍去脈，結果非常困難。因此反而在歷史和地理考據的雙重箝制下，減損了文學性和閱讀的樂趣。
不過，懷抱著原鄉商機夢想的爺們且暫息怒稍安，叟不辭長篇大論豈敢不曰利。文學的功能很多， 社會性、藝術性、知識性和娛樂性都是它之所以迷人的面向。空間從配角變成主角，創作者、閱讀者或研究者都需要調整角度，審思書寫和思維上的慣例與盲點。譬如說，地誌文學的確面臨讀者群難以大眾化的障礙，但是在書市萎縮到二千本就算銷售不錯的狀態下，若能寫出讓當地居民(現居、曾居、旅遊)必須人手一本的純文學作品，怎麼樣也比二千本多吧！假設有作家發願以硬寫實或自然主義技法書寫台灣319鄉鎮，就算銷售有限，學院也絕不敢輕忽這本小說版的清明上河圖。萬一出現了一本帶給地方收入上億元的書，就算是通俗作品，鐵定會被推崇為神級般的夢幻珍品。反之，當作家賦有地方宣傳或形象形塑的目的時，也必須留意文學的主觀性感受與作家文學風格是否一致，以免導致負面行銷。研究者則應該釐清文本不同的任務導向以及美學意識脈絡後，給予作家、作品和地方適當的評價。熱情但似是而非的寫作或導讀容易喪失公信力，辜負了這個新興的素材，最終反倒冷卻了我們好不容易對家鄉興起的喜愛。
范銘如
1964 年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著有: 《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