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催生者──獨家專訪古根漢基金會榮譽主席Thomas Krens

今年4月,種子計劃邀請了打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催生者,現任古根漢基金會榮譽主席的Thomas Krens來至台灣,分享其美術館的經營經驗。La Vie此次抓緊其在台的有限時間,取得獨家專訪,請Thomas Krens從美術館美學經濟的角度,與我們談談古根漢經驗能否複製,對於策展題材與商業合作的思考又為何?。

1997年10月,一朵鈦製的宇宙之花綻放於西班牙已然頹傾的鋼鐵之城畢爾包(Bilbao),自此開幕的10年內,訪客人數近千萬,創造了16億歐元的經濟效益。由前古根漢基金會主席及藝術總監、現任古根漢基金會榮譽主席的Thomas Krens與建築大師Franck Gehry催生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成為透過藝術力量讓城市翻身的經典案例。
然而,Thomas Krens與私人企業的策展合作、全球連鎖化的美術館經營模式,也使其備受討論。在官方財政逐漸萎縮、私人經濟力量逐漸龐大的當代,美術館的美學經濟該如何發展?Thomas Krens要我們不能小看這股文化的力量,帶你看見他認為的藝術與商業的平衡點。

La Vie: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是透過美術館讓城市翻身的經典案例,就一個主事者的角度,你認為其成功的原因為何?
Thomas:我認為是尺度。什麼樣的參觀者經驗會被記憶下來,是我思考的方向。我相信當你第一次看見畢爾包的古根漢,你會驚訝於它的大尺度,因為若是這個建築尺度小一點的話,它所造成的影響將不及十分之一。想像13世紀的夏特爾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位於法國鄉間,將近兩層樓的高聳建築,耗費了將近百年才興建完成,是當時建築技術的奇蹟;但如果其尺度小一點的話,它就只是教堂,而非夏特爾大教堂了。
所以畢爾包的成功之處部分原因就在於建築尺度,以及它真的很棒。
我們將藝術、活動、餐廳及商店,通通置於美術館中,這些就足以讓參觀者一整天都很充實。向外看,你可以看見雕塑、看見河流,待到晚上,你可以看見燈光變換,所以它不只是一個半小時的旅程,而這是一個消費主義所造成的結果,雖然我並沒有要刻意促成,也不是要傳達這樣的概念,基本上我關注的仍是觀者體驗。

La Vie:您認為這個例子能夠複製到所有城市嗎?
Thomas:目前為止還沒有。理論上我認為它可以複製,但不只是單純的複製,或是讓建築變得更大即可,它還必須結合一些其它因素。原因之一為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之建築設計並非由委員會統籌,而是由我及Frank Gehry主導。
當初為什麼我能主導這個案子,因為當時畢爾包的治安並不佳,在我們開始這棟博物館興建案前,20年間大約有800起的政治暗殺案件發生,但在博物館開放之後,政治暗殺幾乎就停止了。畢爾包政府當時並沒有任何資源,因而開始尋找對在畢爾包設館的國際合作計劃有興趣的美術館,而古根漢與我有興趣,在當時畢爾包的情形下,如果我不去畢爾包,還有誰願意去?於是我們就去了。
進行此計劃時,政府的要求是只要不超過預算、能準時完成即可,而所有建築、藝術及活動等等都由我們自行決定(當時省級的巴斯克與市級的畢爾包政府提供土地、5,000萬美元的收藏品基金及8,500萬歐元的建館預算,邀請古根漢至畢爾包設館)。我們就像電影導演,可以決定許多事,就像李安為什麼可以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因為他有願景,而且他可以成就這個願景,同時透過過去所累積的經驗,讓他可以控制、主導這一切,沒有經驗、沒有願景是無法完成的。

La Vie:目前越來越多博物館選擇親近大眾的策展議題,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Alexander McQueen》及《Schiaparelli and Prada》,除了題材接近大眾外,也有商業氣息較為濃厚的評論,你怎麼觀察這股潮流?
Thomas:我認為古根漢建立了一個品牌,這個品牌如何建立?透過高品質的策展及方案驚喜大眾。所以你可以在古根漢看到畢卡索、500年的巴西等各種不同主題的展覽,而大眾喜歡我們的品質及帶來的驚喜。
為什麼我使用iPad,為什麼大眾使用iPhone,因為它們能夠回應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其實這不是哲學性的命題,而是社會學的命題,而我們所策的展應該帶給大眾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