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香港．浮移之境 ─八十後與七年級留學生的望鄉筆談
台灣和香港的時代經驗，像一對離散兄弟，既親近又陌生。兩位遠赴英倫的異鄉學子，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相遇。他們照見彼此，談家鄉、論中國，會迸出什麼火花？
岑學敏，出生於香港，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近來在思考怎樣重新述說香港的故事。
林柏儀，台灣基隆人，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青年的教育與勞動相關問題，致力於分析體制，並尋找超越的可能。
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移民是分不開的。
柏儀：
最近香港的電視台播放著一個廣告，有個小孩說：「瓦努阿圖（Vanuatu），我想住的地方。」因為這個移民顧問公司的廣告，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內──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太平洋島國的名字。
看到這廣告，我就想：「有誰真的會移民到這些地方呢？」然後，我想起另一個公司「由代辦岡比亞（Gambia）居留權，到香港定居」的廣告。說普通話的一家四口，抱著女兒的爸爸說：「來香港定居，找XX吧！三個月辦妥，我們就是成功的例子。」然後女兒作個V字手勢，說了一句話。我聽了好多遍，才知道是在說：“I love Hong Kong!”
彷彿一切也明白了，這些廣告不是拍給本地人看，而是拍給想透過投資方式移民到香港的中國人看。瓦努阿圖也好，岡比亞也好，也可以是別的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都是移民到香港的踏腳石！當然，香港也可能是他們再移居別處的踏腳石。
看著這些廣告，一個曾經香港人很親密的詞語──「移民」──又浮現於腦海。記得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因為「九七大限」的問題，不少香港人都移民海外，所謂「走得的都走」。我大伯父一家移民到澳洲，而我家嘛，可能是沒有錢吧，就繼續留在香港。
英國對香港，就像對其他殖民地一樣，不承諾這個地方的人曾經是他們的國民，並一直拒絕讓香港人取得居英權。不知道是為了彌補這種走不到的遺憾，還是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或沒有信心，在我決定出埠留學時，家人就跟我說：「有機會就入籍他國，走得就走。」
「移民」從來沒有離開香港很遠。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我記得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要填寫「籍貫」一欄；對於我這樣土生土長，卻不能把「香港」填上去的人，就只有填祖父的原居地。
於是，我成了一個在香港出生的「恩平人」、「四邑人」。這個「籍貫」困擾了我很多年，明明是個我根本沒有去過、甚至我老爸都沒有去過的地方，為甚麼我要叫「鄉下」（編按：在粵語中意指「籍貫」）呢？我的「鄉下」明明就是香港。
最初，我以為「籍貫」是為了把香港和中國連在一起。後來我又慢慢發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現在的中國城市都是超巨型城市，而我的「籍貫」早已被淹沒在這些巨型城市中。想想，「籍貫」其實是「在地」認同多於「國族」認同。我是一個恩平或四邑移民後代，這與香港是我的故鄉、我是香港人沒有衝突。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的移民──不只華人，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分不開的。
如果出埠升學以前，「移民」是我的前世；出埠升學，就使「移民」成了我的今生。做「香港研究」的學者，很常使用「流徙」（diaspora）這個關鍵詞。初時我以為這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自從出埠升學，才明白其實這正反映了這些學者自身的焦慮。
在亞洲仍然抱有歐美學術圈相對優先的思維下，「離開亞洲升學」成為某種前途上的「需要」；可我們都知道，畢業以後能否回家工作，其實取決於學術「市場」的供需。「移民」或某程度上的「流徙」，就成了我們的常態，分別只在於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浪漫的expat（僑居者）還是困苦的migrant worker（移工）。
寫這封信時，英國又收緊了移民政策，不知道我們畢業時，會是怎樣呢？
學敏
2012/03/22
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感情上真正念茲在茲。
哈囉，學敏：
你提到香港的「流徙」狀況，我感覺和台灣有些相似，又有些差別。
台灣也是移民社會，但人口移出移入的比例和速度，應該比香港低一些。雖然一樣對未來有強烈不確定感，但一般人的思維是：也沒有辦法，只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所以，「舉家移民」是相當罕見的。一面混雜著不安、無奈和面對國際／中國的無力或憤恨；另一面對這片土地有素樸、可愛的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如今比以前更常感受得到。
我到英國念書之後，這個感覺更加強烈。除了食物、物價、生活環境的差異，會使我想念台灣；更大的不同在於：倫敦發生的政經變動固然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有引領全球的效果），但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情感上真正念茲在茲。
看到英國的布朗（Gordon Brown）、卡麥隆（David Cameron）亂搞，會覺得糟糕，卻不會太生氣；但看到台灣國、民兩黨的政客在胡言亂語，出檯惡質的政策，則會忍不住想反駁，非要有點回應。因此，儘管留學三年來，我經常看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卻從來沒寫過一篇投書給英國媒體；反而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回台灣。
有趣的是，似乎作為留學生，這種情感不能太公開地吐露。直到現在，在台灣，出國念書仍被認為是件「見世面」、「開眼界」、甚至「光耀門楣」的向上提升活動。如果出了國還整天關心台灣，會被看作要嘛沒認真在念書，要嘛就是還沒真的「融入當地」。人家也會想問：「這麼關心台灣，那幹嘛要出國？」
但，我發現很多來自歐洲大陸或南美洲的留學生，還是相當關心他們家鄉的大小事；甚至有網絡連結，一齊投入家鄉的社會改革。為何我們不行？相形之下，某種急切「脫亞入歐」的台灣期望，是否反映了我們心中既有的土洋差序格局：都來到歐美了，就該忘掉亞洲？
曾聽長我十多歲的歸國學人說著：「我們留學時都互相在比，誰研究的對象能越遠離台灣，就越厲害。」換言之，台灣有本土認同，但卻是很崇洋的。它讓你得時時小心，展現自身的優雅（把國際觀點帶回來？）；卻不大想知道，原來國外也是問題重重，我們都活在一個大有問題的社會中。
或許，崇的不只是「洋」，更是「先進」；另一面，則是對「落後」的鄙棄。台灣常深怕自身成為「第二個菲律賓」。生活上，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視如敝屣，深怕「我們」和「落後者」混雜了起來。這不只是「排外」，更是對落後的恐懼；但我們不討論為何恐懼落後，也不討論「先進」究竟對誰有利。
另一個既鄙棄、仇恨，卻又憂心不已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既是中共政權，也是他們的人民。台灣政治的光譜，如今已非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對立，也非統獨的對立，而是「支持與中國合作」和「反對中國」的對立。兩者的共同點是視中國（人）為落後、威權、無文化、野蠻、搞共產的他者，但也震懾於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實力。差別僅在於：一方期望藉此獲利，另一方則擔憂被併吞。
我喜愛這片土地的人與事，但經常為右傾的政壇和不激進的社運而嘆息。還不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能說：要奮力而活，才能精神清醒地繼續走下去。我感覺香港似乎還比較有希望一些，特別是如果能不只追求選舉民主的話。
柏儀
2012/05/17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5期7-8月號】http://www.erenlai.com/
岑學敏，出生於香港，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近來在思考怎樣重新述說香港的故事。
林柏儀，台灣基隆人，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青年的教育與勞動相關問題，致力於分析體制，並尋找超越的可能。
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移民是分不開的。
柏儀：
最近香港的電視台播放著一個廣告，有個小孩說：「瓦努阿圖（Vanuatu），我想住的地方。」因為這個移民顧問公司的廣告，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內──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太平洋島國的名字。
看到這廣告，我就想：「有誰真的會移民到這些地方呢？」然後，我想起另一個公司「由代辦岡比亞（Gambia）居留權，到香港定居」的廣告。說普通話的一家四口，抱著女兒的爸爸說：「來香港定居，找XX吧！三個月辦妥，我們就是成功的例子。」然後女兒作個V字手勢，說了一句話。我聽了好多遍，才知道是在說：“I love Hong Kong!”
彷彿一切也明白了，這些廣告不是拍給本地人看，而是拍給想透過投資方式移民到香港的中國人看。瓦努阿圖也好，岡比亞也好，也可以是別的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都是移民到香港的踏腳石！當然，香港也可能是他們再移居別處的踏腳石。
看著這些廣告，一個曾經香港人很親密的詞語──「移民」──又浮現於腦海。記得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因為「九七大限」的問題，不少香港人都移民海外，所謂「走得的都走」。我大伯父一家移民到澳洲，而我家嘛，可能是沒有錢吧，就繼續留在香港。
英國對香港，就像對其他殖民地一樣，不承諾這個地方的人曾經是他們的國民，並一直拒絕讓香港人取得居英權。不知道是為了彌補這種走不到的遺憾，還是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或沒有信心，在我決定出埠留學時，家人就跟我說：「有機會就入籍他國，走得就走。」
「移民」從來沒有離開香港很遠。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我記得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要填寫「籍貫」一欄；對於我這樣土生土長，卻不能把「香港」填上去的人，就只有填祖父的原居地。
於是，我成了一個在香港出生的「恩平人」、「四邑人」。這個「籍貫」困擾了我很多年，明明是個我根本沒有去過、甚至我老爸都沒有去過的地方，為甚麼我要叫「鄉下」（編按：在粵語中意指「籍貫」）呢？我的「鄉下」明明就是香港。
最初，我以為「籍貫」是為了把香港和中國連在一起。後來我又慢慢發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現在的中國城市都是超巨型城市，而我的「籍貫」早已被淹沒在這些巨型城市中。想想，「籍貫」其實是「在地」認同多於「國族」認同。我是一個恩平或四邑移民後代，這與香港是我的故鄉、我是香港人沒有衝突。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的移民──不只華人，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分不開的。
如果出埠升學以前，「移民」是我的前世；出埠升學，就使「移民」成了我的今生。做「香港研究」的學者，很常使用「流徙」（diaspora）這個關鍵詞。初時我以為這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自從出埠升學，才明白其實這正反映了這些學者自身的焦慮。
在亞洲仍然抱有歐美學術圈相對優先的思維下，「離開亞洲升學」成為某種前途上的「需要」；可我們都知道，畢業以後能否回家工作，其實取決於學術「市場」的供需。「移民」或某程度上的「流徙」，就成了我們的常態，分別只在於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浪漫的expat（僑居者）還是困苦的migrant worker（移工）。
寫這封信時，英國又收緊了移民政策，不知道我們畢業時，會是怎樣呢？
學敏
2012/03/22
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感情上真正念茲在茲。
哈囉，學敏：
你提到香港的「流徙」狀況，我感覺和台灣有些相似，又有些差別。
台灣也是移民社會，但人口移出移入的比例和速度，應該比香港低一些。雖然一樣對未來有強烈不確定感，但一般人的思維是：也沒有辦法，只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所以，「舉家移民」是相當罕見的。一面混雜著不安、無奈和面對國際／中國的無力或憤恨；另一面對這片土地有素樸、可愛的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如今比以前更常感受得到。
我到英國念書之後，這個感覺更加強烈。除了食物、物價、生活環境的差異，會使我想念台灣；更大的不同在於：倫敦發生的政經變動固然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有引領全球的效果），但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情感上真正念茲在茲。
看到英國的布朗（Gordon Brown）、卡麥隆（David Cameron）亂搞，會覺得糟糕，卻不會太生氣；但看到台灣國、民兩黨的政客在胡言亂語，出檯惡質的政策，則會忍不住想反駁，非要有點回應。因此，儘管留學三年來，我經常看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卻從來沒寫過一篇投書給英國媒體；反而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回台灣。
有趣的是，似乎作為留學生，這種情感不能太公開地吐露。直到現在，在台灣，出國念書仍被認為是件「見世面」、「開眼界」、甚至「光耀門楣」的向上提升活動。如果出了國還整天關心台灣，會被看作要嘛沒認真在念書，要嘛就是還沒真的「融入當地」。人家也會想問：「這麼關心台灣，那幹嘛要出國？」
但，我發現很多來自歐洲大陸或南美洲的留學生，還是相當關心他們家鄉的大小事；甚至有網絡連結，一齊投入家鄉的社會改革。為何我們不行？相形之下，某種急切「脫亞入歐」的台灣期望，是否反映了我們心中既有的土洋差序格局：都來到歐美了，就該忘掉亞洲？
曾聽長我十多歲的歸國學人說著：「我們留學時都互相在比，誰研究的對象能越遠離台灣，就越厲害。」換言之，台灣有本土認同，但卻是很崇洋的。它讓你得時時小心，展現自身的優雅（把國際觀點帶回來？）；卻不大想知道，原來國外也是問題重重，我們都活在一個大有問題的社會中。
或許，崇的不只是「洋」，更是「先進」；另一面，則是對「落後」的鄙棄。台灣常深怕自身成為「第二個菲律賓」。生活上，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視如敝屣，深怕「我們」和「落後者」混雜了起來。這不只是「排外」，更是對落後的恐懼；但我們不討論為何恐懼落後，也不討論「先進」究竟對誰有利。
另一個既鄙棄、仇恨，卻又憂心不已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既是中共政權，也是他們的人民。台灣政治的光譜，如今已非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對立，也非統獨的對立，而是「支持與中國合作」和「反對中國」的對立。兩者的共同點是視中國（人）為落後、威權、無文化、野蠻、搞共產的他者，但也震懾於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實力。差別僅在於：一方期望藉此獲利，另一方則擔憂被併吞。
我喜愛這片土地的人與事，但經常為右傾的政壇和不激進的社運而嘆息。還不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能說：要奮力而活，才能精神清醒地繼續走下去。我感覺香港似乎還比較有希望一些，特別是如果能不只追求選舉民主的話。
柏儀
2012/05/17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5期7-8月號】http://www.erenl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