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相機與筆的，是炙熱的心 ─ 報導攝影者關曉榮X林怡廷 (上)
1985年創刊的《人間》雜誌，
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真相、打開了許多卑微的角落。
這種報導攝影的形式，不僅僅是介入社會，更撼動了人心。
二十幾年過去了，媒體形式日新月異，但報導攝影卻顯得日漸沉寂。
《人間》創刊號的封面故事報導者關曉榮，與剛開始嘗試報導攝影的林怡廷，
他們如何思考手上握住的相機和筆？
面對時代的轉變，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關曉榮
1949年生。曾任《人間》雜誌攝影顧問，並於《人間》雜誌發表「2%的希望與掙扎」（八尺門系列）及「蘭嶼報告」。亦曾任職於《時報雜誌》、《時報新聞周刊》、自立報系等媒體。後期將重心轉為作育英才，曾擔任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院長、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作品包括：報導攝影集《尊嚴與屈辱．蘭嶼．1987》、《八尺門手札》；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國境邊陲1997》等。
林怡廷
1979年生於台北，政大廣電系畢。曾三進三出《天下》雜誌，擔任過網路美編、行銷企畫，也做過精品線廣告業務，但始終對行銷業務以及主流媒體的本質抗拒。06年拿起父親的老相機後開始拍照，07年離開《天下》後赴法進修，轉型自由文字工作者，期間多次在中國及歐洲遊歷。目前為香港《陽光時務》的台北特派記者，結合文字報導與攝影，發表蘭嶼核廢之島、台北都更影像紀錄等專題。
時間拉到今年的2月20日，這是蘭嶼睽違10年之久的抗議，為的是二十幾年來的同一訴求──將放射性核能廢料遷出蘭嶼。那些為台灣點燃「進步」動力後的殘餘，那些台灣島民眼不見為淨、遺害萬年的核廢料，從1982年起便被傾倒在這塊純淨小島上，汙染了達悟人（昔稱雅美人）的土地、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帶來了無止盡的恐懼與憂傷。而政府原本給予的遷出承諾，也毫不意外地跳票了。
年輕的媒體工作者林怡廷，帶著相機來到造訪多次的蘭嶼，她想為這「核廢之島」留下紀錄。而關曉榮，這位80年代在《人間》雜誌發表一系列「蘭嶼報告」的報導攝影者，也再度重回舊地與老戰友們站在一起。
原本不相識的兩人，在這場運動中相遇了。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以自己的鏡頭和書寫關注這片土地；兩人一前一後，不約而同走在報導攝影的路上。
林怡廷 花草女孩 2009
拋下教鞭毅然拍攝去
原本主修美術設計的關曉榮自陳自己是「很糟糕的學生」，畢業後沒有從事相關工作，而是到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小鎮教書。當時的恆春非常淳樸，連紅綠燈都沒有。恬靜的田園生活處處可見生命的感動，光是黃花蛻變成絲瓜的過程，都能讓人感受萬物的生機。關曉榮覺得自己不會再拾起畫筆了，便興起以相機來記錄這些日常點滴。靠著自己的摸索，加上攝影師好友阮義忠從旁提供技術、器材等協助，他買下了第一台照相機，甚至在家建置了一個小暗房，學著自行沖洗照片。
在恆春教書的那幾年，剛好是「民謠陳達」被發掘的時候，陳達的歌曲吟唱出台灣農業時代的庶民情感，素樸地刻畫了人在土地上的勞動，對當時還不諳台語的關曉榮來說，那字字句句彷彿都敲打進心坎裡。幾乎在同一時期，李雙澤、楊祖珺等人在淡江大學倡言「唱自己的歌」，一南一北的不同音樂型式反映著台灣社會探求自我的渴望，一股互相呼應的生機就要破土而出了。小鎮的歲月安好，但關曉榮無法忽視外面世界的騷動，幾經考慮後，便辭去了穩定教職。
北上台北後，關曉榮一面以開計程車，一面四處拍照。此時他接觸到了報導攝影大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尤金．史密斯為了拍攝日本水俣的汞中毒事件（漁民因飲用工廠排放的廢水而終身癱瘓），前後在當地住了四年多。他不當一個客觀的報導者，而是選擇與居民站在一起，還因此被資方派來的打手打傷；但這個系列作品發表後，也成功引起全世界對公害的重視。尤金．史密斯的拍攝方式，讓關曉榮模糊地意識到攝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脫離了小鎮知識分子對生活的單純感懷。
林怡廷 搖滾樂現場 2007
「亂拍」也能拍出興趣來
林怡廷出生時，關曉榮還在恆春國中教書；那一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一股衝破戒嚴體制的社會氣氛在台灣蔓延開。林怡廷大學主修廣播電視，期間修過郭力昕的「基礎攝影」課程，曾為《人間》雜誌圖片編輯的郭力昕，強調的是攝影倫理、拍攝主題所表達的精神，對於暗房或技術並不太在意。不過，當時她並未意識到，這樣的觀點會影響到自己日後的拍照方式。
畢業後林怡廷進入了《天下》雜誌，擔任過行銷、業務、網站美編，一直沒想過要將相機拿出來。之所以會動念拍照，她說得很玄，「純粹是出於靈機一動。06年某一天我突然把我爸的相機找出來，那是一台很基本的底片相機，我連要買什麼底片、ISO是什麼都不懂，就帶著這台相機開始亂拍。」說是「亂拍」，但是拍出來的東西，卻很受肯定。平常愛聽搖滾樂的她，拍下許多演唱現場的照片，在網路上獲得不錯的迴響。沒有太多拍攝經驗的她，甚至還受邀舉辦了以搖滾樂為主題的聯展。相較於年輕人已習慣便利的數位相機，外表時尚的林怡廷其實頗為古典，至今仍堅持使用底片機，她一路摸索、抓到機會就請教前輩，慢慢地拍出興趣來。
天下距離人間太遙遠
林怡廷的第一份工作在《天下》雜誌，關曉榮第一次擔任攝影專職也在《天下》。從兩人對這份主流雜誌的看法，便不難看出相差近三十歲的兩人為何會有同樣的關懷。
關曉榮在1981年《天下》創刊時便進去，三個月後卻因價值觀不同而離去。關於離開的原因，他說得坦率明白：「《天下》雜誌的觀點、攝影美學基本上都是屬於資產階級，他們喜歡採訪西裝革履的資本家，背景都是堂皇的辦公室。但這種身分地位的美學是被建構、堆砌出來的。」這與他素來關注普羅大眾的身體美學存在強大衝突，可以想見，離開是必然的選擇。
林怡廷進入《天下》時已是21世紀。她試圖分析這個曾經待過五年的媒體：「《天下》是中產階級性格非常濃厚的雜誌，表現在社會關懷也是如此。精確一點來說，他們的美學和思考方式是滿中產階級的，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他們也強調對弱勢的關懷，可是那種方式是既潔淨又明亮、充滿希望和夢想。他們不喜歡碰觸殘酷與黑暗。」對林怡廷來說，真實生活的掙扎，並非是那麼明亮的，而這也是她與《天下》的最根本差異。
關曉榮 踏著石階回家 八尺門 1984
用鏡頭貼近底層生活
關曉榮離開《天下》後，又轉到《時報雜誌》擔任文字採編和攝影工作。當時正值解嚴前後，台灣社會有種內在矛盾的能量正在醞釀，他感覺到自己的渴望無法被滿足：「借用陳映真的語言，我感受到的是社會的胎動，彷彿有一種新的生命要誕生了。我想站在社會的最前緣，而周刊型雜誌已無法滿足我一探究竟的渴望。」
順從內心的呼喚，關曉榮以攝影和文字為工具，一頭栽進了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調查報告中。1984年台灣發生三次嚴重的礦災，第一次、第三次都在海山煤礦，這當中有個訊息讓關曉榮感到訝異：在海山煤礦的受災者中，阿美族人占了一半以上；更驚人的是，海山煤礦礦工的總人數，有50%以上都是阿美族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而為什麼又是阿美族人？」抱持這樣的問題意識，關曉榮來到了八尺門。
八尺門位於基隆的和平島，原本居住在台灣東部的阿美族人集體遷徙到這裡，在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從事最底層的漁工。拍攝之時，關曉榮身上隨時掛著相機，與阿美族人一起生活、喝酒，彼此之間成為了朋友，因此鏡頭總能捕捉到他們最真實的一面。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人們總習慣往前看，這些被視為邊緣、落後，甚至急於別過臉的底層群像，在1985年創刊的《人間》登出後震撼了人心，甚至讓基隆市政府著手進行八尺門的改建。
渴望為社會帶來意義
相較於關曉榮有意識地記錄底層勞動者，林怡廷原本只把攝影當興趣。離開《天下》後，她還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要踏往哪裡，便背起背包到世界各地悠悠轉轉。她雖然想寫、想拍，對於要選擇什麼題材卻還不那麼清楚。直到2007年去了一趟中國，有意識地認識這個國家的人事物後，她開始對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是認同議題感興趣，因此也不再滿足於生活餘暇類的紀錄或創作。
以前的林怡廷是個喜歡寫寫音樂、電影的典型文藝青年，但此時的她已經不一樣了：「如果我所寫、所拍的只是風花雪月，好像沒什麼太大意思。我希望我的文字或照片能對這個社會產生一點意義；即便那不是非常大的意義，但對自己會有一些交代。」林怡廷後來成為新興媒體《陽光時務》的記者，以她擅長的文字和攝影為媒介，陸續發表了「核廢之島」、「都更系列」等作品；她謙虛地說自己的作品還稱不上「報導攝影」，因為她還未真正浸淫在該議題的時間和空間裡。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5期7-8月號】http://www.erenlai.com/
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真相、打開了許多卑微的角落。
這種報導攝影的形式，不僅僅是介入社會，更撼動了人心。
二十幾年過去了，媒體形式日新月異，但報導攝影卻顯得日漸沉寂。
《人間》創刊號的封面故事報導者關曉榮，與剛開始嘗試報導攝影的林怡廷，
他們如何思考手上握住的相機和筆？
面對時代的轉變，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關曉榮
1949年生。曾任《人間》雜誌攝影顧問，並於《人間》雜誌發表「2%的希望與掙扎」（八尺門系列）及「蘭嶼報告」。亦曾任職於《時報雜誌》、《時報新聞周刊》、自立報系等媒體。後期將重心轉為作育英才，曾擔任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院長、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作品包括：報導攝影集《尊嚴與屈辱．蘭嶼．1987》、《八尺門手札》；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國境邊陲1997》等。
林怡廷
1979年生於台北，政大廣電系畢。曾三進三出《天下》雜誌，擔任過網路美編、行銷企畫，也做過精品線廣告業務，但始終對行銷業務以及主流媒體的本質抗拒。06年拿起父親的老相機後開始拍照，07年離開《天下》後赴法進修，轉型自由文字工作者，期間多次在中國及歐洲遊歷。目前為香港《陽光時務》的台北特派記者，結合文字報導與攝影，發表蘭嶼核廢之島、台北都更影像紀錄等專題。
時間拉到今年的2月20日，這是蘭嶼睽違10年之久的抗議，為的是二十幾年來的同一訴求──將放射性核能廢料遷出蘭嶼。那些為台灣點燃「進步」動力後的殘餘，那些台灣島民眼不見為淨、遺害萬年的核廢料，從1982年起便被傾倒在這塊純淨小島上，汙染了達悟人（昔稱雅美人）的土地、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帶來了無止盡的恐懼與憂傷。而政府原本給予的遷出承諾，也毫不意外地跳票了。
年輕的媒體工作者林怡廷，帶著相機來到造訪多次的蘭嶼，她想為這「核廢之島」留下紀錄。而關曉榮，這位80年代在《人間》雜誌發表一系列「蘭嶼報告」的報導攝影者，也再度重回舊地與老戰友們站在一起。
原本不相識的兩人，在這場運動中相遇了。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以自己的鏡頭和書寫關注這片土地；兩人一前一後，不約而同走在報導攝影的路上。
拋下教鞭毅然拍攝去
原本主修美術設計的關曉榮自陳自己是「很糟糕的學生」，畢業後沒有從事相關工作，而是到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小鎮教書。當時的恆春非常淳樸，連紅綠燈都沒有。恬靜的田園生活處處可見生命的感動，光是黃花蛻變成絲瓜的過程，都能讓人感受萬物的生機。關曉榮覺得自己不會再拾起畫筆了，便興起以相機來記錄這些日常點滴。靠著自己的摸索，加上攝影師好友阮義忠從旁提供技術、器材等協助，他買下了第一台照相機，甚至在家建置了一個小暗房，學著自行沖洗照片。
在恆春教書的那幾年，剛好是「民謠陳達」被發掘的時候，陳達的歌曲吟唱出台灣農業時代的庶民情感，素樸地刻畫了人在土地上的勞動，對當時還不諳台語的關曉榮來說，那字字句句彷彿都敲打進心坎裡。幾乎在同一時期，李雙澤、楊祖珺等人在淡江大學倡言「唱自己的歌」，一南一北的不同音樂型式反映著台灣社會探求自我的渴望，一股互相呼應的生機就要破土而出了。小鎮的歲月安好，但關曉榮無法忽視外面世界的騷動，幾經考慮後，便辭去了穩定教職。
北上台北後，關曉榮一面以開計程車，一面四處拍照。此時他接觸到了報導攝影大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尤金．史密斯為了拍攝日本水俣的汞中毒事件（漁民因飲用工廠排放的廢水而終身癱瘓），前後在當地住了四年多。他不當一個客觀的報導者，而是選擇與居民站在一起，還因此被資方派來的打手打傷；但這個系列作品發表後，也成功引起全世界對公害的重視。尤金．史密斯的拍攝方式，讓關曉榮模糊地意識到攝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脫離了小鎮知識分子對生活的單純感懷。
「亂拍」也能拍出興趣來
林怡廷出生時，關曉榮還在恆春國中教書；那一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一股衝破戒嚴體制的社會氣氛在台灣蔓延開。林怡廷大學主修廣播電視，期間修過郭力昕的「基礎攝影」課程，曾為《人間》雜誌圖片編輯的郭力昕，強調的是攝影倫理、拍攝主題所表達的精神，對於暗房或技術並不太在意。不過，當時她並未意識到，這樣的觀點會影響到自己日後的拍照方式。
畢業後林怡廷進入了《天下》雜誌，擔任過行銷、業務、網站美編，一直沒想過要將相機拿出來。之所以會動念拍照，她說得很玄，「純粹是出於靈機一動。06年某一天我突然把我爸的相機找出來，那是一台很基本的底片相機，我連要買什麼底片、ISO是什麼都不懂，就帶著這台相機開始亂拍。」說是「亂拍」，但是拍出來的東西，卻很受肯定。平常愛聽搖滾樂的她，拍下許多演唱現場的照片，在網路上獲得不錯的迴響。沒有太多拍攝經驗的她，甚至還受邀舉辦了以搖滾樂為主題的聯展。相較於年輕人已習慣便利的數位相機，外表時尚的林怡廷其實頗為古典，至今仍堅持使用底片機，她一路摸索、抓到機會就請教前輩，慢慢地拍出興趣來。
天下距離人間太遙遠
林怡廷的第一份工作在《天下》雜誌，關曉榮第一次擔任攝影專職也在《天下》。從兩人對這份主流雜誌的看法，便不難看出相差近三十歲的兩人為何會有同樣的關懷。
關曉榮在1981年《天下》創刊時便進去，三個月後卻因價值觀不同而離去。關於離開的原因，他說得坦率明白：「《天下》雜誌的觀點、攝影美學基本上都是屬於資產階級，他們喜歡採訪西裝革履的資本家，背景都是堂皇的辦公室。但這種身分地位的美學是被建構、堆砌出來的。」這與他素來關注普羅大眾的身體美學存在強大衝突，可以想見，離開是必然的選擇。
林怡廷進入《天下》時已是21世紀。她試圖分析這個曾經待過五年的媒體：「《天下》是中產階級性格非常濃厚的雜誌，表現在社會關懷也是如此。精確一點來說，他們的美學和思考方式是滿中產階級的，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他們也強調對弱勢的關懷，可是那種方式是既潔淨又明亮、充滿希望和夢想。他們不喜歡碰觸殘酷與黑暗。」對林怡廷來說，真實生活的掙扎，並非是那麼明亮的，而這也是她與《天下》的最根本差異。
用鏡頭貼近底層生活
關曉榮離開《天下》後，又轉到《時報雜誌》擔任文字採編和攝影工作。當時正值解嚴前後，台灣社會有種內在矛盾的能量正在醞釀，他感覺到自己的渴望無法被滿足：「借用陳映真的語言，我感受到的是社會的胎動，彷彿有一種新的生命要誕生了。我想站在社會的最前緣，而周刊型雜誌已無法滿足我一探究竟的渴望。」
順從內心的呼喚，關曉榮以攝影和文字為工具，一頭栽進了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調查報告中。1984年台灣發生三次嚴重的礦災，第一次、第三次都在海山煤礦，這當中有個訊息讓關曉榮感到訝異：在海山煤礦的受災者中，阿美族人占了一半以上；更驚人的是，海山煤礦礦工的總人數，有50%以上都是阿美族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而為什麼又是阿美族人？」抱持這樣的問題意識，關曉榮來到了八尺門。
八尺門位於基隆的和平島，原本居住在台灣東部的阿美族人集體遷徙到這裡，在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從事最底層的漁工。拍攝之時，關曉榮身上隨時掛著相機，與阿美族人一起生活、喝酒，彼此之間成為了朋友，因此鏡頭總能捕捉到他們最真實的一面。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人們總習慣往前看，這些被視為邊緣、落後，甚至急於別過臉的底層群像，在1985年創刊的《人間》登出後震撼了人心，甚至讓基隆市政府著手進行八尺門的改建。
渴望為社會帶來意義
相較於關曉榮有意識地記錄底層勞動者，林怡廷原本只把攝影當興趣。離開《天下》後，她還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要踏往哪裡，便背起背包到世界各地悠悠轉轉。她雖然想寫、想拍，對於要選擇什麼題材卻還不那麼清楚。直到2007年去了一趟中國，有意識地認識這個國家的人事物後，她開始對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是認同議題感興趣，因此也不再滿足於生活餘暇類的紀錄或創作。
以前的林怡廷是個喜歡寫寫音樂、電影的典型文藝青年，但此時的她已經不一樣了：「如果我所寫、所拍的只是風花雪月，好像沒什麼太大意思。我希望我的文字或照片能對這個社會產生一點意義；即便那不是非常大的意義，但對自己會有一些交代。」林怡廷後來成為新興媒體《陽光時務》的記者，以她擅長的文字和攝影為媒介，陸續發表了「核廢之島」、「都更系列」等作品；她謙虛地說自己的作品還稱不上「報導攝影」，因為她還未真正浸淫在該議題的時間和空間裡。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5期7-8月號】http://www.erenl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