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天安門─ 中國國族記憶空間的建構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正式開跑，開幕式由一場煙火秀掀起高潮，它有一個很有歷史感的名字：「歷史的足跡」。「歷史的足跡」總共有29個大腳印，沿著北京中軸線由南往北「走」，經過永定門、天安門廣場、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與「鳥巢」等地點。煙火秀非常吸睛，令觀眾感到震撼，也成功掀起京奧開幕高潮，但為何它的路線是沿著北京市的地理中軸線？或許，可以從建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的角度來詮釋。
形塑記憶所繫之處
做為「想像的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在首都建構具國族記憶的紀念性建築與空間，以形塑國家認同的基礎，其實是種普遍的政治文化。建構功能性與象徵性場所，涉及統治者將事物與時空合理化的技術，是民族國家營造政治現代性空間與物質基礎的一環，也就是以具體化特定「想像的共同體」共享的過去與記憶，做為形塑集體認同的基礎。（註）此一建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的趨勢，於二十世紀的發展尤為明顯。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莫斯科的紅場、新柏林以布蘭登堡門與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歷史記憶區、開羅的解放廣場、南韓首爾光華門廣場，以及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可屬此例。
值得注意的是，建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的潮流，並未隨全球化無國界時代的來臨而稍退。許多新興的國族記憶空間不斷被創造出來，原有的國族記憶空間則隨時間流轉，被植入多元的政治與象徵意義。例如，美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碑，於2004年才設置於國家廣場裡林肯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中心點。總之，在民族國家時代，亦或者全球化所謂國家已然失敗（？）的時代，諸如此類的紀念碑、建築與空間，繼續承載著集體的光榮、傳統與創傷，成為國族「記憶所繫之處」（realm of memory），但其意義與功能勢必在官方意圖之外日益增生與多元化。
在首都中軸線閱讀近現代中國史
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心臟，北京天安門廣場是二十世紀中國國族「記憶所繫之處」，決定性歷史時刻的展演場。同時，由於天安門廣場長期沉澱的政治與象徵意義，隨著該空間中心性的不斷強化，其所在的北京市地理中軸線，也成為標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時間軸。
研究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就是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天安門前爆發，這場運動被認為是象徵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尋求民族救亡現代化運動的里程碑。1949年2月3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放北平，人民解放軍於西直門入城後三日，補辦了官方紀念儀式，沿著城市中軸線進行勝利遊行，途經天安門廣場南端，並轉進具「五四」紀念意義的東交民巷。做為紀念儀式活動的一部分，毛澤東、朱德、聶榮臻與葉劍英等中共領導者的肖像高懸天安門城樓，這是毛澤東肖像在天安門的首次亮相，之前則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肖像。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及其肖像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天安門廣場從此成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炫耀政治權威的空間，展示國家軍事力量的閱兵舞台。在文革時期，天安門廣場確立其中央政治動員與國家紀律力量的性質，而最常讓文革小將回憶的，便是毛澤東八次檢閱紅衛兵的盛況。事實上，毛澤東的身體和鬼魂，未曾真正離開過天安門廣場，就如同他那張偌大肖像。
三組時間，三組密碼
1976年，就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來說，是另一個里程碑。1976年四月初，廣場首次被非官方動員的群眾占領，成為悼念周恩來的空間，代表人民心聲的花圈、周恩來肖像、海報詩文侵入國家紀律空間，群眾在此藉詩文批判四人幫，直書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想像。這場運動最終以4月5日的鎮壓收場，官方重新取得廣場的控制權。此一運動初始被定調為反革命，在四人幫垮台後，被重新定義為具有群眾基礎的革命運動，寫入革命傳統的一章。同時，中國迎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在「四五」期間，天安門廣場展示的是人民的力量，雖然為時短暫，但影響深遠。許多人不知道，「六四」之前，還有個「四五」。
「四五」記憶的影響，直接印證於「六四」時期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戲碼，進入學運領袖的記憶中。「六四」的開場與「四五」如出一轍，驚聞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過世的北京大學生，帶著大花環與肖像奔向天安門廣場進行紀念活動，宣稱要還給他公道。活動很快隨著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刊出而擴大，學生進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發表「新五四宣言」，甚至進行絕食抗議，訴求改革與民主。在「六四」期間樹立的民主女神雕像，著名的「坦克人」照片，都成為全球記憶「六四」的媒介。最後，「六四」的結局與「四五」很不一樣，這次進入北京市與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從民兵換成了人民解放軍，從棍棒換成了機槍與坦克。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關鍵時刻的歷史，從「五四」到「四五」與「六四」，4、5、6正好組成解讀二十世紀中國的密碼。....(全文未完)
閱讀全文：http://www.erenlai.com/index.php/tw/-/5320-2013-05-03-09-15-50
形塑記憶所繫之處
做為「想像的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在首都建構具國族記憶的紀念性建築與空間，以形塑國家認同的基礎，其實是種普遍的政治文化。建構功能性與象徵性場所，涉及統治者將事物與時空合理化的技術，是民族國家營造政治現代性空間與物質基礎的一環，也就是以具體化特定「想像的共同體」共享的過去與記憶，做為形塑集體認同的基礎。（註）此一建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的趨勢，於二十世紀的發展尤為明顯。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莫斯科的紅場、新柏林以布蘭登堡門與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歷史記憶區、開羅的解放廣場、南韓首爾光華門廣場，以及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可屬此例。
值得注意的是，建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的潮流，並未隨全球化無國界時代的來臨而稍退。許多新興的國族記憶空間不斷被創造出來，原有的國族記憶空間則隨時間流轉，被植入多元的政治與象徵意義。例如，美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碑，於2004年才設置於國家廣場裡林肯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中心點。總之，在民族國家時代，亦或者全球化所謂國家已然失敗（？）的時代，諸如此類的紀念碑、建築與空間，繼續承載著集體的光榮、傳統與創傷，成為國族「記憶所繫之處」（realm of memory），但其意義與功能勢必在官方意圖之外日益增生與多元化。
在首都中軸線閱讀近現代中國史
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心臟，北京天安門廣場是二十世紀中國國族「記憶所繫之處」，決定性歷史時刻的展演場。同時，由於天安門廣場長期沉澱的政治與象徵意義，隨著該空間中心性的不斷強化，其所在的北京市地理中軸線，也成為標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時間軸。
研究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就是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天安門前爆發，這場運動被認為是象徵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尋求民族救亡現代化運動的里程碑。1949年2月3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放北平，人民解放軍於西直門入城後三日，補辦了官方紀念儀式，沿著城市中軸線進行勝利遊行，途經天安門廣場南端，並轉進具「五四」紀念意義的東交民巷。做為紀念儀式活動的一部分，毛澤東、朱德、聶榮臻與葉劍英等中共領導者的肖像高懸天安門城樓，這是毛澤東肖像在天安門的首次亮相，之前則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肖像。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及其肖像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天安門廣場從此成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炫耀政治權威的空間，展示國家軍事力量的閱兵舞台。在文革時期，天安門廣場確立其中央政治動員與國家紀律力量的性質，而最常讓文革小將回憶的，便是毛澤東八次檢閱紅衛兵的盛況。事實上，毛澤東的身體和鬼魂，未曾真正離開過天安門廣場，就如同他那張偌大肖像。
三組時間，三組密碼
1976年，就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來說，是另一個里程碑。1976年四月初，廣場首次被非官方動員的群眾占領，成為悼念周恩來的空間，代表人民心聲的花圈、周恩來肖像、海報詩文侵入國家紀律空間，群眾在此藉詩文批判四人幫，直書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想像。這場運動最終以4月5日的鎮壓收場，官方重新取得廣場的控制權。此一運動初始被定調為反革命，在四人幫垮台後，被重新定義為具有群眾基礎的革命運動，寫入革命傳統的一章。同時，中國迎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在「四五」期間，天安門廣場展示的是人民的力量，雖然為時短暫，但影響深遠。許多人不知道，「六四」之前，還有個「四五」。
「四五」記憶的影響，直接印證於「六四」時期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戲碼，進入學運領袖的記憶中。「六四」的開場與「四五」如出一轍，驚聞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過世的北京大學生，帶著大花環與肖像奔向天安門廣場進行紀念活動，宣稱要還給他公道。活動很快隨著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刊出而擴大，學生進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發表「新五四宣言」，甚至進行絕食抗議，訴求改革與民主。在「六四」期間樹立的民主女神雕像，著名的「坦克人」照片，都成為全球記憶「六四」的媒介。最後，「六四」的結局與「四五」很不一樣，這次進入北京市與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從民兵換成了人民解放軍，從棍棒換成了機槍與坦克。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關鍵時刻的歷史，從「五四」到「四五」與「六四」，4、5、6正好組成解讀二十世紀中國的密碼。....(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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