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牛肉政治學 馬政府被人民死當

迎合國際霸權 輸掉國內民心
政府提出的「三管五卡」措施,雖然產品有了標示,但仍拿不出一套完善的查驗制度,如即時查詢的機制,這樣教消費者如何相信?

「吃台灣牛糞,都比吃美國牛肉安全!」這個月初,台大社會系博士生朱政騏到凱達格蘭大道上拍攝「吃牛糞漢堡」短片,影像在網路上公開、經媒體報導後,震驚台灣社會,也引領了「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的抗議風潮。

乍看之下,朱政騏的舉動似乎是在搞怪、開玩笑,但其實不然,逼著他採取此一嚴正抗議行動的,是馬政府在缺乏妥適評估前,就貿然與美國簽約開放美國帶骨牛肉進口,置國人衛生安全於不顧的惡質作風。不透過這樣激烈的訴求方式,各種狂牛症的有害毒素,也許就在我們的政府怠職下,慢慢地流進了台灣人民的身體,還渾然不覺。


研究報告數據 竟來自美國!
究竟開放美國帶骨牛肉進口,是否適當,本該是一個嚴肅的公共食品衛生議題。但在馬政府的虛應面對下,竟變成了是「美國政府說什麼,我們就只能接受」的附庸配合政策。背後反應的明顯不平等權力關係,不禁讓人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基於自身國家利益,而要求台灣接受各種不合理的貿易開放,我們的政府真的有判斷能力來應對嗎?

舉例來說,包括在網路和報章媒體的各種輿論都已發現到,馬總統在回應社會質疑時,聲稱「開放進口導致狂牛症的機率極低」、「只有百億分之五‧七」,但他引用的機率數字,是來自於一年前,衛生署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美國進口帶骨牛肉與其相關食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而這份報告的研究基礎,竟是來自美國提供的數據!美國提供的數據指稱:美國狂牛病只有3例;且狂牛病例數與風險有線性關係;每增加100頭牛得狂牛病,風險只會增加2.5倍。如果這兩個由美國提供的數據錯誤,則百億分之5.7的機率當然不正確。

不僅如此,這份研究報告的另一項研究數據:牛肉受到危險組織污染的比率只設定為5%,這個數據竟然也是由「美國在台協會」提供。馬政府自身不知有沒有回頭想想:這種報告的可信度有多少?為什麼會不假思索地為美國背書呢?


不願重啟談判的馬政府
不但評估過程不扎實。隨著媒體的持續關注,民眾對於美國帶骨牛肉可能帶來的危害,有著越來越多的質疑,也開始有了要求政府「重啟談判」的呼聲。然而,馬政府卻對外一口咬定:「條約已經簽訂,無法重啟談判。如果要重啟談判,將會嚴重影響台灣的國際聲譽」,抱著「反正事已定局,你奈我何?」的心態,面對所有的批判質疑,想說「挺個兩天就沒事了」,完全無退讓的空間。

但究竟「簽了約,就真的不可以重啟談判」嗎?鑽研國際法的台大法律系教授姜皇池就在報章媒體上回應指出:實際上,諸多國家在簽訂條約後,國內的國會未必會同意,於是就得要重啟談判,這是國際法上時常出現的狀況。美國自己就常常如此。所以,問題並非「不能」,而是馬政府「不為」。

退萬步言,儘管「簽約後反悔」,似乎部分有違國際上的信用評價,但開放美國牛肉此事涉及國人健康安全、同時也將影響到台灣本土畜牧業的發展,就是會因此稍微影響到和他國之互動,又豈能不優先考慮「人命關天」的健康事宜,再多讓社會有些妥適考慮的機會呢?

但這些可能的選項,似乎就是不在政府的考量之中。


借鏡韓國 要求翻案
其實,鄰近台灣的韓國,就曾遭遇相當類似的問題,因為韓國人民堅決的反對行動,最終也成功「翻案」,值得我們參考。去年韓國開放美國全牛進口,導致百萬人民上街頭抗議。兩個月後,在民意的壓力下,美國讓步了,韓國代表與美方重啟談判。

2008年4月,韓國總統李明博為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接受美國的要求,宣布恢復美國牛肉進口。十多天後,社會反對聲浪此起彼落,一萬多人在首爾舉行燭光示威,之後,各社團、宗教組織也加入,夜夜集會抗議。

儘管韓國政府再三強調美國牛肉是安全的,李明博也在電視上向國民道歉,強調FTA對韓國經濟的重要性。但韓國人民並不接受,100多萬人上網連署,要求彈劾李明博。累積的民怨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在強烈的社會抗議壓力下,美方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李明博政權,做出了讓步。調整為「禁止出口30個月齡以上的牛肉到韓國,30個月齡以下的牛肉,也要去除牛腦、牛脊髓等內臟,韓方並有權利檢驗美國牛肉屠宰加工的過程」…等措施。即使如此,韓國人仍繼續激烈抗爭,強烈要求重啟談判。實際上,也是因為韓國人民積極的行動,使得韓國政府在國際談判上,有了充足的後盾可以說:「抱歉,沒辦法接受這樣的合約,因為我們國家的人民也不會接受的」。

這段「韓國反美牛」的經驗歷程,值得我們借鏡。倘若人民有著一致反對的聲浪,是能成為政府對抗美國壓力的強硬後盾。要求重啟談判、禁止美國帶骨牛肉進口,並非不可能。目前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開始號召的公投行動,就是一種向美國展現台灣人民意志的重要行動,正需要更多的公民投入相關運動之中。


重新思索與美國 霸權的關係
最後,值得反思的是,其實說到底,問題不只是美國牛肉進口的安全與否問題而已,而在於背後台美雙方在貿易簽約上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台灣政府似乎絲毫不企圖改變的這種「附庸關係」。

倘若不是台灣政府自始就幾乎棄守,在簽約內容上不加任何攻防,今日台灣社會也不必動員大批人力、物力舉辦抗議和發動公投,只為了要求政府對外重啟談判。其實從歷史來看,這樣的「棄守」作法,也幾乎是台灣政府在面對國際條約時,常抱持的立場。從參與WTO的諸多關稅減免措施、接受符合美國利益的過度保障智慧財產權的規範、到今日的「美國牛肉進口」或是和中國簽訂的MOU與即將簽訂的ECFA…等,無一不反映出台灣政府面對「大國」要求的配合作風。

然而,這樣的配合、附庸態度,能為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換來更好的貿易條件嗎?從資本主義與國際關係的現實角度來看,恐怕是相當難以期待的。附庸的作法往往只是更加讓霸權強國予取予求,當作其進一步控制弱小國家的樣板角色,沒有辦法改變自身的處境。相對地,至少看清楚國際談判的遊戲規則,思索清楚自身的利益為何,在各種關鍵時刻見縫插針、合縱連橫,才是相對弱勢國家可能的生存之道。舉例來說,既然美國狂牛症的問題已舉世皆知,台灣又並非相關疫區,究竟為何要在此刻蹚這混水,接受缺乏合理性的條約內容呢?

台灣可以說是在中國與美國兩大帝國夾縫間的弱小國家。或許我們本來自身握有的政治經濟實力,的確很難在各種國際談判上居於上風。然而,也正因此,一方面來說,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審慎思考、積極應變相形更加重要。另一方面,人民一端給政府施加的監督壓力,也是其在國際上與他國談判的重要支柱。弱小國家如何面對強國霸權?至少,就從我們人民一端的思考與反抗開始。

【更多精采內容請看《Taiwan News國際財經&文化月刊》12月號-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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