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碳權交易所上路 企業永續該怎麼做？
台灣碳權交易所（Taiwan Carbon Solution Exchange，簡稱TCX）8月7日在高雄軟體園區掛牌上路，由證交所和行政院國發基金共同出資成立，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林修銘兼任碳交所董座。
隨著全球「淨零碳排」風潮興起，碳權成為一種商品，國際間開始透過交易系統為碳排放量定價，台灣企業掀起一波碳焦慮，「碳權概念股」也成為前幾個月熱門的投資標的之一。究竟什麼是碳權（Carbon Credit）？買碳、賣碳和減碳之間有什麼關係？
市場機制有兩種：碳交易與碳抵換
首先，國際間有兩大碳權交易系統，來自兩種完全不同的碳市場機制。
第一種是「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由政府頒布法律，作為碳市場設立的法源依據。政府依據企業排放總量和減碳目標，每年核發「排放配額」，每家企業有排放總量的上限額度，數量有限，發完就沒有。
第二種是「碳抵換機制」（Carbon Offsets）與總量管制與交易不同，是透過減碳專案計算出「減量額度」（Credit），即有ESG（Environment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需求或立志減碳的企業，以專案的方式減碳。常聽到的是由高所得國家前往低所得國家進行投資，例如去印尼植樹、去烏干達推行清潔爐灶、或去印度發展風電，是一種無中生有的金融商品。
兩種市場機制，分別產生兩種碳權，一是「強制性碳權」，由「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產生，歐盟、美國加州、韓國、紐西蘭採這樣的運作方式。
另一種是「自願性碳權」，由「碳抵換機制」產生，零碳美妝品牌歐萊德（O'right）就曾經在非營利組織維拉（Verra）平台的「碳驗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簡稱VCS）上購買5年碳權。台灣也有環保署認證的「碳抵換專案」。
強制性與自願性兩種碳權，基本上不能互通。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仲恩提到，「這些全部都是很破碎的制度，除了歐盟有統一的市場之外，其他國家基本上各做各的，每個國家的配套因為產業結構不同有所差異，制定出的價格也不同。」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仲恩。曾允盈攝影
台灣的自願性碳權，和多數企業沒有關係
目前多數國家採用總量管制與交易，台灣並沒有採取此種強制性市場。劉仲恩表示：「台灣碳權交易所屬於自願性市場，目前來說，和大部分企業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沒有法規規定要做，除非是企業想要額外自願的去做，比如企業要宣稱碳中和，或產品要做什麼宣示，或有來自供應鏈的壓力。」
至於為什麼台灣採取自願性市場，劉仲恩認為主因是市場規模太小，「歐盟達到碳交易規模的企業可能有一萬多家，台灣盤點出來大概兩百多家，且市場高度集中，台塑、中鋼兩家公司大概就占排放量30%，再加上中油、台積電，籌碼高度集中，市場流動性不高，很難形成市場機制。」
碳交易潛在風險高，詐欺層出不窮
碳抵換機制受到嚴格檢視，有評論認為這是一種環保贖罪券，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況且為了得到「減量額度」，需要去證明「沒有碳權收入，這個專案就不會發生」，等於是先假設一個情況，再去算出實際的碳排量，等於是無中生有。
碳權並非實體商品，全世界都在摸索遊戲規則，法律規範十分薄弱。作為一種新興市場，部分有心人士開始利用從事不法行為。
2021年台灣出現首宗以碳交易為名的詐騙案例，假借投資「碳權」名義獲取資金，此後也陸續出現多起詐騙案例，「低碳商機」某個程度淪為新興金融犯罪的溫床。
交易市場危機四伏，劉仲恩認為，碳權並非有形的商品，所有權僅能倚靠政府或相關機構核發的註冊證明做為證據，有心人士可以透過偽造，向他人販售「不存在的碳權額度」。
國際獨立機構充滿弊端
除了不存在的碳權，還有各種潛在的金融犯罪型態。例如迪士尼、Gucci等大企業，向Verra購買雨林碳抵減額度，以此宣稱達到碳中和。然而根據媒體調查發現，這個全球最大的碳權認證機構，驗證通過的雨林保育碳權，卻有很多是虛假的額度，對實質減碳毫無效益。更有疑似將雨林遭砍伐的威脅，誇大約400%的嫌疑。擔任執行長15年的安托尼奧利（David Antonioli）在2023年6月下台，Gucci也因此撤下碳中和聲明。
像這樣的第三方機構是否需付任何法律責任？國際間已出現驗證機構被訴的案例，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環境機關，就控告擔任減量額度第三方查驗機構的Amberg Corp.於2021年間連續提供錯誤的資訊，並未善盡第三方責任。
此外，企業過度誇大自身減碳成果也層出不窮，例如2022年5月，荷蘭航空業龍頭「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 Royal Dutch Airlines，簡稱KLM）」成為荷蘭首家因為「漂綠」（Greenwashing）疑慮進入司法程序的航空公司。碳市出現各種詐欺案例，但是各國碳交易法規政策的效力僅限於司法管轄區內，跨國交易缺乏約束力。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政治學博士劉明德則指出，碳抵換必然帶來弊端，因為有利可圖。微軟（Microsoft）2021年就購買了130萬個碳信用額度，目的是為了等待碳價高的時刻賣出去。企業藉由購買碳權來抵銷排碳，是不是能發揮最終的效益，一直以來備受爭議。
避免漂綠，什麼是好的碳權？
面對複雜的市場機制，劉仲恩提醒，如果企業真的想要投入自願性市場，必須慎防垃圾碳權。「國際上碳抵換的標準五花八門，甚至有許多已經核發的碳權，品質其實非常差。」他表示：「聯合國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就受到很大的批評。CDM是《京都議定書》建立的機制之一，很多減碳額度都是紙上遊戲做白工，聯合國宣布暫時不推動。」
什麼是「好的碳權」？劉仲恩引用國際環境智庫出版的《碳抵換指引》（Carbon Offset Guide）說明，好的碳權應該具備五大原則，包括外加性、永久性、沒被高估、減量獨家擁有權、沒有對社會或環境造成重大危害。
劉仲恩進一步說明，外加性的意思是碳權必須是「額外」的減碳行為，例如更換公司的節能照明就缺乏外加性，因為可以省錢，業者本來就會主動執行；沒有對社會或環境造成重大危害，例如為了保護野生動物禁止當地住民前往該地，反而造成社區衝突；且必須有嚴謹的金融監管機制確保每一筆的交易獨家擁有權，避免重複計算。
怎麼交易？碳權從何而來？
自願性碳權有三種莊家，一是聯合國，如《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下的機制。以往企業可以透過聯合國網站買到CDM核發的碳權，網站還會頒發證書，然而成效不彰，品質不佳，CDM已經退場。
二是國內機制，由各國政府或地方政府管理，把總量規劃的「排放許可」當做一種籌碼。如台灣環保署有抵換專案制度，推行已有多年，專案類型包括再生能源、能效提升、低碳燃料轉換、低碳運輸、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第三種是獨立的非政府機構，包括Verra旗下的碳驗證標準（VCS）、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簡稱GS）、美國碳註冊登記簿（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簡稱ACR）及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Climate Action Reserve，簡稱CAR）等。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強制性市場，第三方需求因此存在。但是獨立機構必須到處拜託國際品牌大廠如蘋果，接受其核發的碳權，也如上述所說，必須控制自己的交易品質，弊端叢生勢必降低企業購買的意願。
台灣將徵收碳費，什麼是碳費？企業主該怎麼做？
減碳為世界趨勢，跨國企業彼此環環相扣，引發台灣中小企業的「碳焦慮」，該不該投入碳市場？會如何影響自身發展？
劉仲恩表示，比起買碳權，企業應該先考慮自身的減碳行動與永續發展。「我都比喻這是企業的減重比賽，減碳減重，應該從自身的行動做起。碳權交易就像你買一個別人減下的重量額度，說起來很奇怪，不應該被轉移焦點。」
他建議，企業第一步應依照法規自我盤查，包括計算公司內部擁有多少碳排放源和外購的能源，還有上、下游廠商的碳足跡，牽扯到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包括開採原料、製造、配送、消費者使用、產品報廢或回收產生的碳排等。可運用工業局開發的「碳盤查計算器」，透過簡易的數位工具去輔助計算。
劉仲恩提醒，比起買碳權，企業應該認真面對的是2025年台灣將開收的「碳費」（Carbon Fee）。除了自願性市場，台灣目前秉持汙染者付費的原則，在環境部升格之後，將於2024年初訂出國內的碳定價，全台超過500家列管業者將於2025年繳交第一筆碳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歐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簡稱ETS），並未開放企業用台灣碳權交易所制定的「自願性市場」做碳抵換，所以來自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以外的企業，不可能透過買碳權來抵換排放量。但是台灣2025年將開收的碳費，則有抵扣，也就是台灣製造的產品，如果在國內繳過碳費，出口到歐盟繳納碳關稅時，未來碳費將有明確的扣除方式。
不同於兩種強制性或自願性的碳交易市場，碳費或碳稅（Carbon Tax）是由政府「以價制量」訂價，目前全世界約有35個國家開徵碳稅，包括英國、加拿大、瑞士、瑞典、芬蘭、新加坡、日本等，稅收成為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全球沒有其他國家或地區採用「碳費」制度，台灣是目前唯一。
碳費或碳稅的差別何在？「碳費」由環保署收受，「碳稅」則由財政部收。「碳費」是專款專用於減排，「碳稅」則納入國家財政稅收，可用於社會福利或基礎建設。不少專家認為，碳稅機制值得台灣效仿。
碳權興起，哪些企業必須跟上？
全球減碳潮流下，首當其衝的企業包括以下幾種：一、供應鏈要求：例如台積電的供應商，會被要求揭露碳足跡。二、出口貿易要求：產品出口到美國、歐盟，勢必需要做探盤查。三、國內公部門要求：金管會或環保署要求揭露的名單，包括上市櫃公司和電力產業、鋼鐵業為主的高碳排企業。
全台登記的中小企業，其中約19萬家可能被供應鏈要求，或外銷歐盟勢必要做碳盤查，包括電子、紡織、運輸、食品、鋼鐵、金屬製品等產業。
更重要的是，受國際供應鏈要求碳中和，不一定能透過碳抵換達成。比較嚴格的供應鏈廠商，都傾向要求供應商符合減碳，而不是透過碳抵換達到階段性目標，這是企業必須留意之處。
劉仲恩認為，碳抵換機制，在國際間推行弊病叢生，各種金融犯罪讓企業對減碳失去信心，幾乎成為買空、賣空的遊戲。況且到底對環境永續有沒有幫助，也有報告指出幾乎是零作用。劉仲恩強調，國際市場都是邊做邊摸索。以碳稅或碳費為主，對台灣來說，將是比較一目了然、容易啟動的選項。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49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49期）謝謝！
隨著全球「淨零碳排」風潮興起，碳權成為一種商品，國際間開始透過交易系統為碳排放量定價，台灣企業掀起一波碳焦慮，「碳權概念股」也成為前幾個月熱門的投資標的之一。究竟什麼是碳權（Carbon Credit）？買碳、賣碳和減碳之間有什麼關係？
市場機制有兩種：碳交易與碳抵換
首先，國際間有兩大碳權交易系統，來自兩種完全不同的碳市場機制。
第一種是「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由政府頒布法律，作為碳市場設立的法源依據。政府依據企業排放總量和減碳目標，每年核發「排放配額」，每家企業有排放總量的上限額度，數量有限，發完就沒有。
第二種是「碳抵換機制」（Carbon Offsets）與總量管制與交易不同，是透過減碳專案計算出「減量額度」（Credit），即有ESG（Environment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需求或立志減碳的企業，以專案的方式減碳。常聽到的是由高所得國家前往低所得國家進行投資，例如去印尼植樹、去烏干達推行清潔爐灶、或去印度發展風電，是一種無中生有的金融商品。
兩種市場機制，分別產生兩種碳權，一是「強制性碳權」，由「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產生，歐盟、美國加州、韓國、紐西蘭採這樣的運作方式。
另一種是「自願性碳權」，由「碳抵換機制」產生，零碳美妝品牌歐萊德（O'right）就曾經在非營利組織維拉（Verra）平台的「碳驗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簡稱VCS）上購買5年碳權。台灣也有環保署認證的「碳抵換專案」。
強制性與自願性兩種碳權，基本上不能互通。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仲恩提到，「這些全部都是很破碎的制度，除了歐盟有統一的市場之外，其他國家基本上各做各的，每個國家的配套因為產業結構不同有所差異，制定出的價格也不同。」
台灣的自願性碳權，和多數企業沒有關係
目前多數國家採用總量管制與交易，台灣並沒有採取此種強制性市場。劉仲恩表示：「台灣碳權交易所屬於自願性市場，目前來說，和大部分企業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沒有法規規定要做，除非是企業想要額外自願的去做，比如企業要宣稱碳中和，或產品要做什麼宣示，或有來自供應鏈的壓力。」
至於為什麼台灣採取自願性市場，劉仲恩認為主因是市場規模太小，「歐盟達到碳交易規模的企業可能有一萬多家，台灣盤點出來大概兩百多家，且市場高度集中，台塑、中鋼兩家公司大概就占排放量30%，再加上中油、台積電，籌碼高度集中，市場流動性不高，很難形成市場機制。」
碳交易潛在風險高，詐欺層出不窮
碳抵換機制受到嚴格檢視，有評論認為這是一種環保贖罪券，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況且為了得到「減量額度」，需要去證明「沒有碳權收入，這個專案就不會發生」，等於是先假設一個情況，再去算出實際的碳排量，等於是無中生有。
碳權並非實體商品，全世界都在摸索遊戲規則，法律規範十分薄弱。作為一種新興市場，部分有心人士開始利用從事不法行為。
2021年台灣出現首宗以碳交易為名的詐騙案例，假借投資「碳權」名義獲取資金，此後也陸續出現多起詐騙案例，「低碳商機」某個程度淪為新興金融犯罪的溫床。
交易市場危機四伏，劉仲恩認為，碳權並非有形的商品，所有權僅能倚靠政府或相關機構核發的註冊證明做為證據，有心人士可以透過偽造，向他人販售「不存在的碳權額度」。
國際獨立機構充滿弊端
除了不存在的碳權，還有各種潛在的金融犯罪型態。例如迪士尼、Gucci等大企業，向Verra購買雨林碳抵減額度，以此宣稱達到碳中和。然而根據媒體調查發現，這個全球最大的碳權認證機構，驗證通過的雨林保育碳權，卻有很多是虛假的額度，對實質減碳毫無效益。更有疑似將雨林遭砍伐的威脅，誇大約400%的嫌疑。擔任執行長15年的安托尼奧利（David Antonioli）在2023年6月下台，Gucci也因此撤下碳中和聲明。
像這樣的第三方機構是否需付任何法律責任？國際間已出現驗證機構被訴的案例，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環境機關，就控告擔任減量額度第三方查驗機構的Amberg Corp.於2021年間連續提供錯誤的資訊，並未善盡第三方責任。
此外，企業過度誇大自身減碳成果也層出不窮，例如2022年5月，荷蘭航空業龍頭「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 Royal Dutch Airlines，簡稱KLM）」成為荷蘭首家因為「漂綠」（Greenwashing）疑慮進入司法程序的航空公司。碳市出現各種詐欺案例，但是各國碳交易法規政策的效力僅限於司法管轄區內，跨國交易缺乏約束力。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政治學博士劉明德則指出，碳抵換必然帶來弊端，因為有利可圖。微軟（Microsoft）2021年就購買了130萬個碳信用額度，目的是為了等待碳價高的時刻賣出去。企業藉由購買碳權來抵銷排碳，是不是能發揮最終的效益，一直以來備受爭議。
避免漂綠，什麼是好的碳權？
面對複雜的市場機制，劉仲恩提醒，如果企業真的想要投入自願性市場，必須慎防垃圾碳權。「國際上碳抵換的標準五花八門，甚至有許多已經核發的碳權，品質其實非常差。」他表示：「聯合國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就受到很大的批評。CDM是《京都議定書》建立的機制之一，很多減碳額度都是紙上遊戲做白工，聯合國宣布暫時不推動。」
什麼是「好的碳權」？劉仲恩引用國際環境智庫出版的《碳抵換指引》（Carbon Offset Guide）說明，好的碳權應該具備五大原則，包括外加性、永久性、沒被高估、減量獨家擁有權、沒有對社會或環境造成重大危害。
劉仲恩進一步說明，外加性的意思是碳權必須是「額外」的減碳行為，例如更換公司的節能照明就缺乏外加性，因為可以省錢，業者本來就會主動執行；沒有對社會或環境造成重大危害，例如為了保護野生動物禁止當地住民前往該地，反而造成社區衝突；且必須有嚴謹的金融監管機制確保每一筆的交易獨家擁有權，避免重複計算。
怎麼交易？碳權從何而來？
自願性碳權有三種莊家，一是聯合國，如《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下的機制。以往企業可以透過聯合國網站買到CDM核發的碳權，網站還會頒發證書，然而成效不彰，品質不佳，CDM已經退場。
二是國內機制，由各國政府或地方政府管理，把總量規劃的「排放許可」當做一種籌碼。如台灣環保署有抵換專案制度，推行已有多年，專案類型包括再生能源、能效提升、低碳燃料轉換、低碳運輸、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第三種是獨立的非政府機構，包括Verra旗下的碳驗證標準（VCS）、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簡稱GS）、美國碳註冊登記簿（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簡稱ACR）及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Climate Action Reserve，簡稱CAR）等。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強制性市場，第三方需求因此存在。但是獨立機構必須到處拜託國際品牌大廠如蘋果，接受其核發的碳權，也如上述所說，必須控制自己的交易品質，弊端叢生勢必降低企業購買的意願。
台灣將徵收碳費，什麼是碳費？企業主該怎麼做？
減碳為世界趨勢，跨國企業彼此環環相扣，引發台灣中小企業的「碳焦慮」，該不該投入碳市場？會如何影響自身發展？
劉仲恩表示，比起買碳權，企業應該先考慮自身的減碳行動與永續發展。「我都比喻這是企業的減重比賽，減碳減重，應該從自身的行動做起。碳權交易就像你買一個別人減下的重量額度，說起來很奇怪，不應該被轉移焦點。」
他建議，企業第一步應依照法規自我盤查，包括計算公司內部擁有多少碳排放源和外購的能源，還有上、下游廠商的碳足跡，牽扯到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包括開採原料、製造、配送、消費者使用、產品報廢或回收產生的碳排等。可運用工業局開發的「碳盤查計算器」，透過簡易的數位工具去輔助計算。
劉仲恩提醒，比起買碳權，企業應該認真面對的是2025年台灣將開收的「碳費」（Carbon Fee）。除了自願性市場，台灣目前秉持汙染者付費的原則，在環境部升格之後，將於2024年初訂出國內的碳定價，全台超過500家列管業者將於2025年繳交第一筆碳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歐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簡稱ETS），並未開放企業用台灣碳權交易所制定的「自願性市場」做碳抵換，所以來自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以外的企業，不可能透過買碳權來抵換排放量。但是台灣2025年將開收的碳費，則有抵扣，也就是台灣製造的產品，如果在國內繳過碳費，出口到歐盟繳納碳關稅時，未來碳費將有明確的扣除方式。
不同於兩種強制性或自願性的碳交易市場，碳費或碳稅（Carbon Tax）是由政府「以價制量」訂價，目前全世界約有35個國家開徵碳稅，包括英國、加拿大、瑞士、瑞典、芬蘭、新加坡、日本等，稅收成為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全球沒有其他國家或地區採用「碳費」制度，台灣是目前唯一。
碳費或碳稅的差別何在？「碳費」由環保署收受，「碳稅」則由財政部收。「碳費」是專款專用於減排，「碳稅」則納入國家財政稅收，可用於社會福利或基礎建設。不少專家認為，碳稅機制值得台灣效仿。
碳權興起，哪些企業必須跟上？
全球減碳潮流下，首當其衝的企業包括以下幾種：一、供應鏈要求：例如台積電的供應商，會被要求揭露碳足跡。二、出口貿易要求：產品出口到美國、歐盟，勢必需要做探盤查。三、國內公部門要求：金管會或環保署要求揭露的名單，包括上市櫃公司和電力產業、鋼鐵業為主的高碳排企業。
全台登記的中小企業，其中約19萬家可能被供應鏈要求，或外銷歐盟勢必要做碳盤查，包括電子、紡織、運輸、食品、鋼鐵、金屬製品等產業。
更重要的是，受國際供應鏈要求碳中和，不一定能透過碳抵換達成。比較嚴格的供應鏈廠商，都傾向要求供應商符合減碳，而不是透過碳抵換達到階段性目標，這是企業必須留意之處。
劉仲恩認為，碳抵換機制，在國際間推行弊病叢生，各種金融犯罪讓企業對減碳失去信心，幾乎成為買空、賣空的遊戲。況且到底對環境永續有沒有幫助，也有報告指出幾乎是零作用。劉仲恩強調，國際市場都是邊做邊摸索。以碳稅或碳費為主，對台灣來說，將是比較一目了然、容易啟動的選項。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49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49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