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音樂的真意就是誠實對待‧鋼琴家鄧泰山
MUZIK（以下簡稱M）：您是從什麼時候決定成為一位職業演奏家的？是什麼啟發了您？在音樂的路途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鄧泰山（以下簡稱鄧）：我來自一個音樂世家，並且是最小的孩子，其他的兄弟姊妹也會一點樂器，老實說，我的父母一點也不希望我成為音樂家，這是我個人的期許。在我五歲時，我真的很喜歡鋼琴也非常渴望學習，大部分的孩子學音樂都是因為父母的關係，但是我很早就愛上鋼琴和音樂，當時越南的環境和現在相差甚遠，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在七歲進去音樂院，不管你彈得好不好，就像是你註定要走上這一條路一樣。1974年，我遇到生命中的貴人Isaac Katz，他造訪了越南，而我追隨他學習了六個月之後，如同脫胎換骨，這個六個月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他發覺了我的天份和潛力，我也因此在音樂上得到強烈的信心，因為有這段日子，讓我往後的音樂道路走得更遠更長。
他所帶給我的並不只是音樂上的啟發，他將我帶離越南到莫斯科學習，當時的政治環境複雜程度是現在難以想像的，能出國學習的人，除非父母的背景是很「乾淨」的，而我的父親是一名知識份子（詩人），所以被貼上「黑名單」標籤是可想而知的，也得到很多「麻煩」，但是俄國政府卻給了我這個機會到他們的國家學習，這一點很難得。
當然，在學習成長的道路上，肯定會遇到很多挫折，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我在離開俄國前的那一段日子是真的非常苦，當時越南正在戰爭，音樂院又遷移至山區，學習音樂的環境是非常惡劣的，以分數來講幾乎是「零分」的狀態，有時候的確會讓人感到絕望。甚至在我到了莫斯科，贏得了蕭邦大賽冠軍及數個特別獎後，表面上看起來我已做了當時我能做的一切了，但是我的老師Dmitri Bashkirov告訴我了一句話：「你永遠不會知道你的頂點在哪裡，這是人類本質最神祕之處！」
M：可以談談您在與老師學琴的中一些難忘時刻嗎？您的老師怎麼教導你成為一位職業鋼琴家的？
鄧：這個問題連結到剛剛我說的Issac Katz教授，喔！那絕對是很難忘的回憶！因為他讓我知道”who I am”！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跟了幾位不同的老師學習，第一位是我的母親，她是我音樂上的啟蒙，是她帶給我了蕭邦音樂的美和熱情！我印象很深刻，在戰爭期間，我們躲在山上居住，每當夜晚來臨，在一片黑暗寂靜中，我聽到她彈奏蕭邦作品。而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我12歲時，我聽到阿格麗希演奏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錄音，天啊！在那個時代，你根本無法想像真正的音樂是長什麼樣子，而我居然聽到這樣的天籟。在莫斯科時期，我的老師Vladmir Natansin，他給了我所有的鋼琴基本技術層面，除了各種技巧以外，還有對音樂的理解與詮釋，以及如何運用指間控制音樂的聲響。說起來是很容易，但如果仔細思考琢磨，這其中所有的細節關鍵，都是成為職業鋼琴家很重要的因素。
M：您即將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TSO）演奏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能否告訴我們為什麼選這個曲子，舒曼的音樂對你來說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鄧：我記得魯賓斯坦曾經比喻舒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就好像是小提琴曲目中的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不管是在樂曲的特性和藝術價值上都顯得非常的獨特。協奏曲通常總是可以表現出獨奏家精與華麗的演奏技巧，但是在舒曼的協奏曲中並沒有出現什麼令人感到讚嘆的技巧表現，反而更多的是舒曼在音樂上想表達的語法，並且是非常深沉且獨到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喜歡這首作品，鋼琴和樂團變成是像在對話的伴侶，真的很美。至於為什麼這回會選擇舒曼，那是因為去年的「蕭邦年」，我彈了一整年的蕭邦曲目，自然而然的需要一點變化，而且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這樣的感覺很好！（大笑），此外，這首曲目除了在台灣演出，同時也會在巴黎（與巴黎國家管弦樂團）和日本演出。
M：請和我們分享您在世界各地教授大師班的經驗，以及您是如何鼓勵學生或年輕鋼琴家發展變成一位更成熟的音樂家？
鄧：我在世界各地教學大概有24年了，每個地方的經驗都很不一樣。我可以說，亞洲學生擁有一定成熟的彈奏技巧和聰明的理解力，而歐洲和北美的學生剛好相反，他們有很棒的想像力與美感，以及在音樂上的想法，但是技術上往往不是很穩定，所以我必須很靈活地運用不一樣的途徑來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角色就像是醫生一樣，找到不同的問題對症下藥。但如果他們已經擁有很高的天賦，那我必須更開明地引導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和演奏的風格。我對於我自己的學生也是一樣，程度普通的我會與他們討論更多在音樂上的想法和細節，使他們能在往後音樂道路上更獨立成熟，反之，如果是早慧且天份極佳的鋼琴家，我的教導可能會變得比較抽象，使他們有更寬廣的發揮，我甚至很少示範。
M：就您的角度而言，您覺得一個成功的音樂家賦予的責任是什麼？
鄧：我想是「誠實」兩字，這很重要，同時也是對待許多事物的準則，包括音樂在內，無論你得到再多的權力和再高的成就，誠實會永遠體現出你個人的價值。
（更多精彩內容，請閱《MUZIK古典樂刊》2011 No.57 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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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泰山（以下簡稱鄧）：我來自一個音樂世家，並且是最小的孩子，其他的兄弟姊妹也會一點樂器，老實說，我的父母一點也不希望我成為音樂家，這是我個人的期許。在我五歲時，我真的很喜歡鋼琴也非常渴望學習，大部分的孩子學音樂都是因為父母的關係，但是我很早就愛上鋼琴和音樂，當時越南的環境和現在相差甚遠，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在七歲進去音樂院，不管你彈得好不好，就像是你註定要走上這一條路一樣。1974年，我遇到生命中的貴人Isaac Katz，他造訪了越南，而我追隨他學習了六個月之後，如同脫胎換骨，這個六個月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他發覺了我的天份和潛力，我也因此在音樂上得到強烈的信心，因為有這段日子，讓我往後的音樂道路走得更遠更長。
他所帶給我的並不只是音樂上的啟發，他將我帶離越南到莫斯科學習，當時的政治環境複雜程度是現在難以想像的，能出國學習的人，除非父母的背景是很「乾淨」的，而我的父親是一名知識份子（詩人），所以被貼上「黑名單」標籤是可想而知的，也得到很多「麻煩」，但是俄國政府卻給了我這個機會到他們的國家學習，這一點很難得。
當然，在學習成長的道路上，肯定會遇到很多挫折，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我在離開俄國前的那一段日子是真的非常苦，當時越南正在戰爭，音樂院又遷移至山區，學習音樂的環境是非常惡劣的，以分數來講幾乎是「零分」的狀態，有時候的確會讓人感到絕望。甚至在我到了莫斯科，贏得了蕭邦大賽冠軍及數個特別獎後，表面上看起來我已做了當時我能做的一切了，但是我的老師Dmitri Bashkirov告訴我了一句話：「你永遠不會知道你的頂點在哪裡，這是人類本質最神祕之處！」
M：可以談談您在與老師學琴的中一些難忘時刻嗎？您的老師怎麼教導你成為一位職業鋼琴家的？
鄧：這個問題連結到剛剛我說的Issac Katz教授，喔！那絕對是很難忘的回憶！因為他讓我知道”who I am”！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跟了幾位不同的老師學習，第一位是我的母親，她是我音樂上的啟蒙，是她帶給我了蕭邦音樂的美和熱情！我印象很深刻，在戰爭期間，我們躲在山上居住，每當夜晚來臨，在一片黑暗寂靜中，我聽到她彈奏蕭邦作品。而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我12歲時，我聽到阿格麗希演奏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錄音，天啊！在那個時代，你根本無法想像真正的音樂是長什麼樣子，而我居然聽到這樣的天籟。在莫斯科時期，我的老師Vladmir Natansin，他給了我所有的鋼琴基本技術層面，除了各種技巧以外，還有對音樂的理解與詮釋，以及如何運用指間控制音樂的聲響。說起來是很容易，但如果仔細思考琢磨，這其中所有的細節關鍵，都是成為職業鋼琴家很重要的因素。
M：您即將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TSO）演奏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能否告訴我們為什麼選這個曲子，舒曼的音樂對你來說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鄧：我記得魯賓斯坦曾經比喻舒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就好像是小提琴曲目中的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不管是在樂曲的特性和藝術價值上都顯得非常的獨特。協奏曲通常總是可以表現出獨奏家精與華麗的演奏技巧，但是在舒曼的協奏曲中並沒有出現什麼令人感到讚嘆的技巧表現，反而更多的是舒曼在音樂上想表達的語法，並且是非常深沉且獨到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喜歡這首作品，鋼琴和樂團變成是像在對話的伴侶，真的很美。至於為什麼這回會選擇舒曼，那是因為去年的「蕭邦年」，我彈了一整年的蕭邦曲目，自然而然的需要一點變化，而且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這樣的感覺很好！（大笑），此外，這首曲目除了在台灣演出，同時也會在巴黎（與巴黎國家管弦樂團）和日本演出。
M：請和我們分享您在世界各地教授大師班的經驗，以及您是如何鼓勵學生或年輕鋼琴家發展變成一位更成熟的音樂家？
鄧：我在世界各地教學大概有24年了，每個地方的經驗都很不一樣。我可以說，亞洲學生擁有一定成熟的彈奏技巧和聰明的理解力，而歐洲和北美的學生剛好相反，他們有很棒的想像力與美感，以及在音樂上的想法，但是技術上往往不是很穩定，所以我必須很靈活地運用不一樣的途徑來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角色就像是醫生一樣，找到不同的問題對症下藥。但如果他們已經擁有很高的天賦，那我必須更開明地引導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和演奏的風格。我對於我自己的學生也是一樣，程度普通的我會與他們討論更多在音樂上的想法和細節，使他們能在往後音樂道路上更獨立成熟，反之，如果是早慧且天份極佳的鋼琴家，我的教導可能會變得比較抽象，使他們有更寬廣的發揮，我甚至很少示範。
M：就您的角度而言，您覺得一個成功的音樂家賦予的責任是什麼？
鄧：我想是「誠實」兩字，這很重要，同時也是對待許多事物的準則，包括音樂在內，無論你得到再多的權力和再高的成就，誠實會永遠體現出你個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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