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費補助變變變 教育政策如兒戲
馬政府扛起排富大旗 濫用社會正義
近日私立高中職學費補貼鬧得沸沸揚揚，嚴重考驗馬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品質。先是從今年3月起，馬政府的教育部長吳清基，親自開記者會宣布「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政策，引起諸多私校至各國中宣傳此一利多，爾後待諸多學生家長因此提前選填私校免試升學後，官方再變卦說是「教育部日前沒有說清楚」，宣稱基於「社會正義」的大旗，補貼措施一定要「排富」。
馬政府先是宣稱，家庭年收入60萬元以上的家庭是「富人」，所以不補貼；輿論反彈下，又變卦改為年收入90萬元以上不補貼。不少家長人心惶惶，卻早已不及準備基本學力測驗競爭公立高中職，只能無奈地面對一變再變的馬政府。
一變再變 害慘學生和家長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林文虎指出：「今年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早已經辦理完成，第一次基測也已放榜，許多學生早就把申請入學的資料交給學校，教育部卻突然宣布『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方案設『排富條款』，讓許多國中應屆畢業生權益受損，也令許多家長不知所措。」「甚至有家長致電本聯盟反應，這種政策難道是要逼夫婦辦理假離婚嗎？」
此次馬政府的政策反覆，恐怕和行政院長吳敦義不瞭解各重大政策間的連結有關。林文虎說：「從這個事件的過程來看，吳揆恐怕對教育政策不夠了解，『公私立高中職學費齊一』政策是為『12年國教』舖路，既然是『國教』，怎麼還會設『排富條款』呢？難不成以後所有的『國教』都要設『排富條款』？連馬總統的『高職免費』及『5歲幼兒免費』政策也要設『排富條款』嗎？」
對此，台北市私立喬治高商家長會長潘筠宜也透過媒體大聲批評：「台灣公立學校少，近7成孩子不得不讀私校，多數孩子必須申請就學貸款，以喬治高商為例，前年有3成學生申請學貸，今年增加到5成，一學期學費3萬元，高中3年等於負債近20萬，如果升學又讀私立大學，平均還要再付50萬學貸。孩子年少就負債，對未來還有希望嗎？ 」
高喊社會正義 卻幫富人減稅
除了諸多學生家長的權益遭到漠視外，馬政府此次一再高舉「社會正義」的旗幟，聲稱補貼一定要有「排富措施」，也值得深入檢視。
實際上如果行政院或教育部真的念及「社會正義」，認為富有的人應該多負擔一些，適當的作法應當是透過「稅制改革」，以增強累進稅率、開徵證券所得稅……等重分配稅制，來讓富人多承擔財政責任、窮人分享社會資源。至少，迅速檢討各種每年高達上千億的財團減稅措施，讓政府有充足經費投入公共服務，供全民分享。
然而，眾所皆知，馬政府上任兩年多以來，推行各種財團減稅、廢除富人稅的措施，已虧空我國稅基每年高達3千億，恐怕是中華民國財政史上「最不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而當我們的政府只懂得圖利財團和富人，導致稅基流失，最後的惡果卻是由全民承擔。
最明顯的例子是馬政府上台後屢屢舉債，根據公平稅改聯盟統計，中央政府光是98年度的舉債金額即逼近4000億元，為史上最高紀錄！近日馬政府甚至研議修改「公共債務法」，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將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GDP的比率，由48％上升至51％，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這些高額債務，也得在未來由全民償還。這是哪門子的社會正義？
學費排富補貼 缺乏完整思考
很明顯地，此次學費補貼中馬政府喊出基於「社會正義」而要搞「排富條款」，顯現的是他們對於教育政策的缺乏完整思考。在學費補貼上核算所得來決定「排富」與否，不論在執行上或是效果上，都有諸多明顯的問題。
一來，此舉得增加諸多補貼核算上的人力手續成本，不但治絲益棼，也恐造就各種不公平的灰色地帶。一個年收入92萬的家庭，因此得自行負擔私校子女的學費。倘若有兩個子女，扣除教育費用後其實質可支配所得甚至低於年收入89萬的家庭。
二來讓重分配機制「碎裂化」，反而不容易掌握實際效果為何，容易只是政策上的感覺良好。表面上或許不少政策都提及了「社會正義」、排擠了對富人補貼，但實際上究竟這個政府要富人承擔了多少重分配責任，沒有人算得清楚。遠不及在稅收上施力直接。
三來，依不同社經地位決定學費補貼與否，很可能強化校園生活中的社經差異標籤。不難想像，倘若排富條款施行，國中教師在升學輔導上，可能得針對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給予不同的輔導標準。
四來，排富區隔一開，邏輯上日後全面免費的12年國教更是遙遙無期。或許，馬政府根本從未認真看待過他們競選時的「立即推行12年國教」此一支票？
這樣問題重重的政策，然而，依官方估算卻只能省下7億，真的適當嗎？
政府與社會 應有必要承擔
更根本的是，政府早該反省，我國高中職教育長年來由私立學校和私人學費承擔，是否合理？
實際上，諸多和台灣同等經濟水準以上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各國，早已在中等教育階段採取「全面」低學費、或免學費政策。並且，中等教育階段，絕大多數都是公立學校。少數的私立學校可能是基於宗教興學、或另類教育，但也不乏可見由公部門補貼學生或學校，加強「教育選擇權」的措施（如教育券、公辦私營學校……等）。
這些國家對高中職學生投入公共資源全面補貼，原因不在於這些國家不在乎社會正義；恰恰相反，這些國家是透過有重分配效果的稅收，讓富人更加承擔責任，由全民共享社會財富。而教育作為基礎公共服務的一環，承擔著人們有無公平發展自我的機會，自然是政府的責任所在。馬政府近日聲稱的「全面補貼，有違公平正義」論，一對照下明顯是種藉口拖詞。
並且，早有不少學生、教改團體指出：教育產生的人力供企業所用，有利潤的企業本應增加納稅承擔教育財政，不該淪為個人負擔。這是教育具有「外部性」使然，不只受教者個人獲益，其外的企業、國家和社會，都會因此獲益。因此，教育中的社會正義問題，還是要回歸「社會承擔」，而非在教育中挑三撿四，搞分層、搞排富或排貧。不只教育是如此，近來很多公共政策大喊「使用者付費」，卻不反思應該在稅收的重分配上下手，也是犯了類似的思考謬誤。
無論如何，過去台灣高中職階段過半數容量屬於私立學校、經費也多由私人學費承擔，與世界各國相較極端不正常，早該有改革的必要；如今政府有意介入固然值得喝采，但請別再「半吊子」，以社會正義的虛名，誤解了辦教育和所得重分配的正道！與其要討論排富措施，不如好好健全我國的稅收與財政，揚棄官商勾結，要有錢人承擔起社會責任，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給全民享用！
【更多精采內容請看《Taiwan News國際財經&文化月刊》7月號-第399期】
近日私立高中職學費補貼鬧得沸沸揚揚，嚴重考驗馬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品質。先是從今年3月起，馬政府的教育部長吳清基，親自開記者會宣布「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政策，引起諸多私校至各國中宣傳此一利多，爾後待諸多學生家長因此提前選填私校免試升學後，官方再變卦說是「教育部日前沒有說清楚」，宣稱基於「社會正義」的大旗，補貼措施一定要「排富」。
馬政府先是宣稱，家庭年收入60萬元以上的家庭是「富人」，所以不補貼；輿論反彈下，又變卦改為年收入90萬元以上不補貼。不少家長人心惶惶，卻早已不及準備基本學力測驗競爭公立高中職，只能無奈地面對一變再變的馬政府。
一變再變 害慘學生和家長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林文虎指出：「今年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早已經辦理完成，第一次基測也已放榜，許多學生早就把申請入學的資料交給學校，教育部卻突然宣布『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方案設『排富條款』，讓許多國中應屆畢業生權益受損，也令許多家長不知所措。」「甚至有家長致電本聯盟反應，這種政策難道是要逼夫婦辦理假離婚嗎？」
此次馬政府的政策反覆，恐怕和行政院長吳敦義不瞭解各重大政策間的連結有關。林文虎說：「從這個事件的過程來看，吳揆恐怕對教育政策不夠了解，『公私立高中職學費齊一』政策是為『12年國教』舖路，既然是『國教』，怎麼還會設『排富條款』呢？難不成以後所有的『國教』都要設『排富條款』？連馬總統的『高職免費』及『5歲幼兒免費』政策也要設『排富條款』嗎？」
對此，台北市私立喬治高商家長會長潘筠宜也透過媒體大聲批評：「台灣公立學校少，近7成孩子不得不讀私校，多數孩子必須申請就學貸款，以喬治高商為例，前年有3成學生申請學貸，今年增加到5成，一學期學費3萬元，高中3年等於負債近20萬，如果升學又讀私立大學，平均還要再付50萬學貸。孩子年少就負債，對未來還有希望嗎？ 」
高喊社會正義 卻幫富人減稅
除了諸多學生家長的權益遭到漠視外，馬政府此次一再高舉「社會正義」的旗幟，聲稱補貼一定要有「排富措施」，也值得深入檢視。
實際上如果行政院或教育部真的念及「社會正義」，認為富有的人應該多負擔一些，適當的作法應當是透過「稅制改革」，以增強累進稅率、開徵證券所得稅……等重分配稅制，來讓富人多承擔財政責任、窮人分享社會資源。至少，迅速檢討各種每年高達上千億的財團減稅措施，讓政府有充足經費投入公共服務，供全民分享。
然而，眾所皆知，馬政府上任兩年多以來，推行各種財團減稅、廢除富人稅的措施，已虧空我國稅基每年高達3千億，恐怕是中華民國財政史上「最不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而當我們的政府只懂得圖利財團和富人，導致稅基流失，最後的惡果卻是由全民承擔。
最明顯的例子是馬政府上台後屢屢舉債，根據公平稅改聯盟統計，中央政府光是98年度的舉債金額即逼近4000億元，為史上最高紀錄！近日馬政府甚至研議修改「公共債務法」，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將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GDP的比率，由48％上升至51％，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這些高額債務，也得在未來由全民償還。這是哪門子的社會正義？
學費排富補貼 缺乏完整思考
很明顯地，此次學費補貼中馬政府喊出基於「社會正義」而要搞「排富條款」，顯現的是他們對於教育政策的缺乏完整思考。在學費補貼上核算所得來決定「排富」與否，不論在執行上或是效果上，都有諸多明顯的問題。
一來，此舉得增加諸多補貼核算上的人力手續成本，不但治絲益棼，也恐造就各種不公平的灰色地帶。一個年收入92萬的家庭，因此得自行負擔私校子女的學費。倘若有兩個子女，扣除教育費用後其實質可支配所得甚至低於年收入89萬的家庭。
二來讓重分配機制「碎裂化」，反而不容易掌握實際效果為何，容易只是政策上的感覺良好。表面上或許不少政策都提及了「社會正義」、排擠了對富人補貼，但實際上究竟這個政府要富人承擔了多少重分配責任，沒有人算得清楚。遠不及在稅收上施力直接。
三來，依不同社經地位決定學費補貼與否，很可能強化校園生活中的社經差異標籤。不難想像，倘若排富條款施行，國中教師在升學輔導上，可能得針對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給予不同的輔導標準。
四來，排富區隔一開，邏輯上日後全面免費的12年國教更是遙遙無期。或許，馬政府根本從未認真看待過他們競選時的「立即推行12年國教」此一支票？
這樣問題重重的政策，然而，依官方估算卻只能省下7億，真的適當嗎？
政府與社會 應有必要承擔
更根本的是，政府早該反省，我國高中職教育長年來由私立學校和私人學費承擔，是否合理？
實際上，諸多和台灣同等經濟水準以上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各國，早已在中等教育階段採取「全面」低學費、或免學費政策。並且，中等教育階段，絕大多數都是公立學校。少數的私立學校可能是基於宗教興學、或另類教育，但也不乏可見由公部門補貼學生或學校，加強「教育選擇權」的措施（如教育券、公辦私營學校……等）。
這些國家對高中職學生投入公共資源全面補貼，原因不在於這些國家不在乎社會正義；恰恰相反，這些國家是透過有重分配效果的稅收，讓富人更加承擔責任，由全民共享社會財富。而教育作為基礎公共服務的一環，承擔著人們有無公平發展自我的機會，自然是政府的責任所在。馬政府近日聲稱的「全面補貼，有違公平正義」論，一對照下明顯是種藉口拖詞。
並且，早有不少學生、教改團體指出：教育產生的人力供企業所用，有利潤的企業本應增加納稅承擔教育財政，不該淪為個人負擔。這是教育具有「外部性」使然，不只受教者個人獲益，其外的企業、國家和社會，都會因此獲益。因此，教育中的社會正義問題，還是要回歸「社會承擔」，而非在教育中挑三撿四，搞分層、搞排富或排貧。不只教育是如此，近來很多公共政策大喊「使用者付費」，卻不反思應該在稅收的重分配上下手，也是犯了類似的思考謬誤。
無論如何，過去台灣高中職階段過半數容量屬於私立學校、經費也多由私人學費承擔，與世界各國相較極端不正常，早該有改革的必要；如今政府有意介入固然值得喝采，但請別再「半吊子」，以社會正義的虛名，誤解了辦教育和所得重分配的正道！與其要討論排富措施，不如好好健全我國的稅收與財政，揚棄官商勾結，要有錢人承擔起社會責任，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給全民享用！
【更多精采內容請看《Taiwan News國際財經&文化月刊》7月號-第39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