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感的代價: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記憶

《罪惡感的代價》出版之後,我一度以為事情有了正面的進展。自民黨的一黨專制被社會主義首相村山富市領軍的自由偏左政黨聯盟所取代,這是一九五五年後頭一遭。這位紳士上任不久,就在太平洋戰爭五十週年紀念日,為日本的戰爭罪行向世人道歉。

許多日本人都很支持村山的做法。他明確地駁斥日本的戰爭行為,這必定可以讓日本更容易與各國討論日本的安全問題,同時用理性的方式修改憲法。但要讓日本揮別戰後秩序還是太早了。村山無法在政治情勢上做出任何改變。到了一九九六年自民黨又重新上台,憲法問題沒有解決,對歷史的辯論仍然充斥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辯論可言,不過都是各種右傾的政治宣傳。

在細數了德日兩國的種種差異之後,讀者大概會以為我的書在德國會比較受歡迎。事實恰好相反。本書不但在日本銷量較佳,也受到比較多推崇。我只能猜測箇中原因。日本人喜歡別人把他們和德國人類比:有效率、乾淨、勤奮、有紀律等等。但戰後的德國致力於成為自由進步的西方社會中的模範生,並不喜歡和日本相提並論。畢竟日本早在戰前就因為武士道精神,而被推崇為所謂「東方的德國」,真是不提也罷。

不過,假如我的猜測是對的,這就表示這兩個國家處理歷史記憶的差異,更多是出於政治原因而非文化因素,德國人不願與日本相提並論的情愫更是其次。但若要說文化因素無足輕重卻也太過天真,畢竟人類並非都是從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種看法十分危險。不過假如因此就認定文化差異是絕對的,也就是理論學者所謂的「本質化」,也同樣錯誤而且危險。

我寫作這本書,部分是因為想要驗證這些立場,想要明白類似的創傷是如何影響了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民族。在開始動筆前,我的直覺,也可以說是偏見,是不同文化對類似情境的反應會十分相似。整體來說,日本人和德國人採取了很不一樣的做法。但無論是在戰爭期間或是戰後,兩德與日本的情境本來就非常不同。時至今日,兩國之間的歧異仍然存在。

(以上節錄自《罪惡感的代價》/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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