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花

名醫陳耀昌推出第二部歷史小說《傀儡花》,偏偏找上歷史意識如此稀薄的我來湊熱鬧。故事該從何說起?起點應是五六年前讓我得識耀昌兄的一個喝酒的場合,但受到這部小說的啟發,我想把這緣份說得傳奇一些。
我出生於一九五四年。那年一月,美國啟用了第一艘以原子能為動力的潛水艇;三月,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環礁上試爆了第一枚具有實戰價值的氫彈;七月,蔡振南出生,由他作曲撰詞的〈心事誰人知〉是我最喜歡的台語歌;九月,中共開始炮擊金門,是為九三砲戰(四年後發生八二三砲戰);十月,國際知名導演李安出生,他的《臥虎藏龍》是我近年來最佩服的華語片;十一月,不需形容詞介紹的林青霞出生,倒是她主演的愛情片我無緣看過一部;十二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美國華盛頓正式簽字。
記住這些除了是要沾名人的光,過虛榮的癮,更是要不時提醒自己成長的時代氛圍。在我尚未意識到美國的存在時,美國早已在我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多年後赴美留學也是始料未及,因為我不是從小就立志如何如何的人。在堪薩斯州攻讀碩士時認識了妻子朱靜華,她十二歲隨父母從菲律賓移民美國,最後於維吉尼亞州落腳。倆人的婚禮在岳父朱一雄執教的校園教堂裡舉行。這過程平凡無奇,然而當我第一次步入華盛頓和李將軍大學時(簡稱華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一種強烈的突兀感襲上心頭:什麼機緣下,我這個台灣人會跑到美國內戰期間支持奴隸制的南軍重鎮和一個華僑結婚?
一八六五年,李將軍向格蘭特將軍投降,長達四年的南北戰爭終於走到尾聲。兩年後,清治時期的福爾摩沙發生了「羅妹號事件」:一艘美國商船在島嶼南端觸礁,十多位船員棄船求生,登岸後卻遭原住民殺害。此一事件引起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Charles W. Le Gendre)高度關注。因為李讓禮的介入─先是與排灣族斯卡羅領袖卓杞篤交涉,簽定南岬之盟,爾後又擔任日本外務省顧問,協助日軍出兵台灣─福爾摩沙的命運起了連鎖反應。有趣的是,原籍法國的李讓禮是格蘭特將軍麾下的大將,「羅妹號事件」發生前三年,他還在維吉尼亞州和李將軍作戰。我不禁納悶,又是什麼機緣,一個法國人竟跑到別人的國家參與內戰,而內戰之後又跑來台灣大肆摻和?
我個人的際遇和李讓禮的際遇似乎呼應了陳耀昌透過《傀儡花》所敷演的歷史蝴蝶效應。在他的歷史視野裡,以往不受台灣教科書重視的「羅妹號事件」成了蝶翅的「第一次拍動,拍出了一八七四年日本人的『出兵台灣』,又接續拍出了一八七五年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拍出了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更拍出了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五十年的『日治時代』。」
《傀儡花》重現了真實的時空、事件與人物,有史實依據,也有虛構成分。小說家藉由想像和推理,在幾個看似孤立的歷史事件之間找到了鏈結,從而串接起當下與過往的情感紐帶。長久以來,歷史小說不被學院的「正史」看重,然而隨著「正史」的虛構面具被一一揭穿,歷史小說的地位在近代相對提昇。面對無所不在的「虛構」,我們停滯於「虛實莫辨」的困境太久了。法國哲學家洪席耶認為,「虛構」的概念有必要重新界定。在他看來,「虛構」的意義不是單指作家建構的想像世界,也不應是「真實」的相對詞:「虛構」是對於「真實」的重塑,在現實與表象、個人與群體之間建構新的關係。
《三十年戰爭史》作者維羅尼卡.韋奇伍德(C. V. Wedgwood)曾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是脫離當下的欲望驅使人浸淫於歷史;然而,要是沒有這份浪漫的推波助瀾,沒有從一個時空轉進另一個時空的念想,以便於馳騁在過去一段時日的思潮與情感,歷史踏查便會缺少重要的成分。就這點而言,她說,人們的歷史知識受惠於浪漫的小說家,不只因為其中不乏對歷史研究的推展有實質貢獻的佼佼者,更是因為歷史小說一方面深化,另一方面又開拓了新的歷史研究。
和它的前身《福爾摩沙三族記》一樣,《傀儡花》從史實出發,為我們描摹一個多族共存的福爾摩沙。其中主要人物潘文杰如此思忖道:「這瑯嶠的族群恩怨真複雜,也真難解。平地人和原住民爭地,而同為平地人的福佬與客家,語言不通,壁壘分明,互鬥不往來。福佬娶土生仔熟番,客家娶山地生番,複雜啊!即使是山地人,又分本地斯卡羅,東部來的阿眉。現在洋人來了,高山的原住民在養父(卓杞篤)的努力之下,已經團結了,但平地的族群仍然一盤散沙,各有各的算盤。」
讀到這一段,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目前的情境。陳耀昌的小說不但回顧過去,也注視著當下。在《島嶼DNA》,作者從科學的角度為我們「證實台灣多元豐富的血脈連結及其延續」(孫大川);在《福爾摩沙三族記》與《傀儡花》,作者彷彿為當下提供了通往族群融合的GPS。
接下來,就看咱們如何導航,走未來的路。

界外‧化外‧國外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密察
一八六七年(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年代),一艘美國籍三桅商船Rover(羅妹號)在台灣南部洋面遇難,這就是台灣史教科書裡所說的「羅妹號事件」。但是,一般教科書對於這個事件的敘述,卻都只著眼於將它視為是一個清末圍繞台灣海峽的海難救恤問題,或是中外外交交涉事件來看待。的確,如果從清朝官方所留下來的中文史料來看,吾人大概也只能看到清朝官員是如何致力於推諉卸責、西方外交官則是如何地軟硬交逼。比較眼尖的讀者,最多還驚覺到:原來清朝即使號稱已經在康熙年間將台灣納入版圖,但是台灣島被納入版圖的卻只是西部平原地帶的極為狹窄的一部分而已。例如,一八六七年「羅妹號事件」的舞台,也就是現在的屏東縣南端恆春半島一帶,清朝政府的認識就是:「其地盡係生番,並無通事,鳥道羊腸,箐深林密,係在生番界內。……該處乃未收入版圖,且為兵力所不及」;至於其居民,則「係生番,並非華民」。也就是說,清朝政府對於恆春半島的主張是:其地既非屬版圖,其人亦非我族類。
但是,一八六七年的「羅妹號事件」卻引發了一個具有冒險家精神的法裔美國外交官李讓禮(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此後對台灣的持續關心,多次來台實地考察並與原住民締結條約,最後還成為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灣的重要推動者。相對於清朝官員的文獻多只在意於記載官府行政,洋人的文獻則為我們提供了他們對於台灣之景觀、社會、居民的描寫。可以說,由於有了這些洋人文獻才讓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歷史上台灣的具體面貌。例如,這個被清朝官員視為版圖之外的恆春半島,透過洋人的文獻讓我們看出來它雖在「界外」,卻已有不少漢人移民無視政府禁令在此活躍,並有不少族群之間通婚的混血子女,是個多族群交錯的天地,即使原住民族也有各種族群,甚至還形成部族聯盟。它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比我們已經習慣了的但卻顯得單調乏味,卻也應該更為真實生動的台灣拓殖時代之歷史像。
老友台大名醫陳耀昌先生博學多聞,興趣廣泛,對於台灣歷史知識之理解也令我們這些專業歷史研究者佩服,多年前即以其特有的醫學專業為我們重新解讀夙為歷史學者所難解的鄭成功死因之謎,又以其血液醫學追索台灣人的歷史DNA,總是為歷史詮釋另闢蹊徑,讓讀者沉浸在閱讀歷史之餘又享有科學推理的樂趣。
但是,陳醫師不以此為滿足,他走得更遠,竟然寫起歷史小說來了。多年前的《福爾摩沙三族記》,寫的是十七世紀台灣史裡的漢人、西洋人(荷蘭人)、原住民之互動交流,連我們歷史研究者都認為既有研究、又有說理,還有創意。如今的《傀儡花》則是以一八六七年的「羅妹號事件」為主題,寫十九世紀後半葉恆春半島這個多族群社會(據說,他有一連串的「台灣三部曲」構想,一、以『傀儡花』寫斯卡羅與洋人交手的經過,二、寫原住民與日本人的交手經過,三、寫原住民與漢人的恩怨情仇)。
既如上述,歷史教科書裡的「羅妹號事件」只著重於官府的外交交涉,但是恆春半島卻自有另外一套民間所拼貼、詮釋出來的歷史。陳耀昌醫師在《傀儡花》「楔子」裡為我們介紹恆春半島的「荷蘭公主」,並為我們對這個「荷蘭公主」做了一番解構工作。在我來看,「荷蘭公主」是恆春半島民間所拼貼出來的歷史,它是各種經驗、傳說、詮釋「層累地」混合之後所形成的。陳醫師對於此「民間歷史」的介紹,一方面讓我們看出來民間如何將各種不同來源的經驗、傳說、詮釋拼貼在一起,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他自己對於此「民間歷史」的拆解。如今,陳醫師以歷史研究者所認定的史料(他自謂:「我所寫的有關正史人物的時空資料,如李仙得、劉明燈、必麒麟、卓杞篤等的行程,幾月幾日到某地(社寮、柴城、大繡房),甚至幾點開船,戰爭的經過,和談的安排,幾乎多是依照正史的資料寫的」)為基礎來寫「小說」。這顯然也仍然是一種建構「歷史」的工作。但是這種「歷史」,應該會是比目前學院歷史學者所建構出來的「歷史」要有趣一些,因為它更用心地安排場景,它也會描述氣氛和情緒,而這經常不會出現在學院歷史學者的分析式歷史敘述當中,不,勿寧說歷史學者是儘量不顯露這些的。陳醫師的確是值得台灣歷史學界注目與尊敬的直接挑戰者和競爭者。
作為一個有自我反省傾向的台灣之學院歷史學者,我除了推薦讀者好好地品味陳醫師的小說正文之外,倒還要鄭重地推薦讀者也仔細地閱讀這本書裡的兩篇後記(「我為什麼寫『傀儡花』」、「小說‧史實與考據」)。透過這兩篇後記,一方面可以理解陳醫師的台灣族群觀、歷史觀,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歷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及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摘文

第一部 緣起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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