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判詞看“人治”／夏俊山

夏俊山

有人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義就在於能遏制“人治”弊端。那麼，傳統的“人治”究竟有哪些弊端呢？讀古代的一些判詞，我們會有不少發現。

北宋文學家蘇東坡任徐州太守時，有個和尚酒醉後調戲少婦，被鄉民痛打。和尚不服，訴至徐州府。蘇東坡問明情況，當堂宣判：“並州剪子蘇州絛，揚州草鞋蕪湖刀。”判詞一出，大家都不理解其含義，後經塾師點撥，才悟出其弦外音：“打得好！”這段判詞確實幽默且富有才情，可是，案件判決是很嚴肅的事，蘇東坡隻字不提法律，只是玩弄謎語表明個人態度，顯然缺乏法律意識。

北宋時，崇陽縣令張詠發現一庫吏頭巾中藏著一文錢，便令人痛打庫吏。庫吏不服，張詠大怒，提筆批道：“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批罷，揮劍把庫吏殺了。判詞居然根據假設的事實定罪，顯然有違司法公理，有違法治精神。庫吏為一文錢掉腦袋，其禍根並非一文錢，而是因為不服，激怒了張詠。有人把這則故事當作“防微杜漸，從嚴治吏”的佳話，顯然不妥。

南宋時，皇親福王強佔民房養雞鴨，還反過來要“房租”。京口縣令馬光祖弄清真相後，判決道：“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缽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判詞的側重點應該放在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分析上，而這段判詞卻像打油詩，尤其是後兩句，與法律沒有任何關係，感覺只是“我不怕你！”至於強佔的民房要不要退還？判詞沒涉及，這種判決與法治顯然有著不短的距離。

還是馬光祖，有人告某書生偷情，傷風敗俗，馬光祖見書生儀錶端莊，文采不凡，便當堂寫了一首詞，作為宣判：“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指錢)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判決居然看儀錶文才，這一判決也太“奇葩”了吧？

明朝時，南昌甯王府一僕役帶著御賜的鶴上街時，被平民家的狗咬傷了。甯王大怒，告上府堂：“鶴系金牌，系出御賜。”知府問明情況後，當堂宣判：“鶴系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不關人事！”判詞看似有理有據，卻經不起推敲：狗不識字，能作為主人免責的法律依據嗎？

明朝末年，某地財主趙聰，與父親趙六老分開生活。一天夜裡，有人鑽牆爬進趙聰家，被趙聰家人發現，一陣亂棒，活活打死。等到舉燈細看，死者竟是趙聰的父親！報官後，知縣張晉判道：“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隨即將趙聰判了死刑。這一案例見明朝末年淩濛初編著的《初刻拍案驚奇》第十三卷，題為《趙六老舐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本來是趙聰的家人殺賊，趙聰並不知情。結果誤殺了趙聰的父親。俗語“冤有頭，債有主。”偷東西罪不至死，退一步說，即使是死罪，也應該由官府審理後再判，私自打死賊人，是誰的責任就該判誰的刑。知縣張晉判” 殺賊可恕”,毫無道理；斷定趙聰不孝並不探究不孝的原因，未免輕率。“不孝當誅”更是荒誕。子女不孝，一是教育，二是依法責令其盡義務。虐待父母，情節惡劣，可以法發，但未必是死罪。不孝的子女皆一殺了之，有這樣的法律嗎？

清朝時，鄭板橋任山東濰縣縣令，當地有僧尼二人原為青梅竹馬的戀人，後因女方父母強行干涉，女兒與男友憤而出家，結果，兩人並未一刀兩斷，在晚間幽會時雙雙被抓，扭至官府。鄭板橋為二人的真情感動，判曰：“一半葫蘆一半瓢，合來一處好成桃。從今入定風歸寂，此後敲門月影遙。鳥性悅時空即色，蓮花落處靜偏嬌。是誰勾卻風流案？記取當堂鄭板橋！”鄭板橋判決二人還俗成婚無可厚非，但他的這種判決摻雜了個人感情，體現的並非法治精神。

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體現不平等的原則，法治的好處恰恰就在於能克服上述弊端。因此，為了人民幸福安康，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