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來開匯／吳景欽談京華城案 台灣法官易先入為主「被告處弱勢地位」

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潘永鴻／台北報導

針對台北地檢署偵辦京華城案及政治獻金案，去年12月26日依貪污等罪起訴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等11人，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今（22）日接受主持人黃光芹《CNEWS匯流新聞網》政論live直播節目《中午來開匯》專訪指出，台灣司法體系雖強調「無罪推定」，但在實務操作上，法官往往對檢方的指控先入為主，導致被告在審判過程中處於弱勢。他表示，法官本應該以「0分」的心證來審理案件，僅當檢方舉證達到「9分以上」的合理懷疑門檻時，才能判定有罪。

吳景欽以「囚犯困境」來形容司法審理過程，指出在共犯案件中，被告往往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為求自保可能選擇指控他人，導致證據薄弱的情況下仍可能出現定罪結果。他強調，法官的角色應是維持中立，透過控辯雙方的攻防來評斷證據的可信度，然而現實中，部分法官會主動介入調查，甚至補足檢方舉證不足之處，使得司法審理出現偏頗。

針對案件審理時間過長的問題，吳景欽指出，當審判時間持續拉長，被告的心理壓力將逐漸加劇，甚至可能影響其供述準確性。他強調，長時間的羈押與審訊過程，往往讓被告在精神與經濟壓力下難以承受，進而選擇認罪以求案件早日結束，這種情況尤其容易發生在共犯案件中。

吳景欽也以京華城案為例，與柯文哲共涉案的前鼎越開發董事長朱亞虎，在偵查期間坦承行賄並完全認罪，檢方因此認為其已無羈押必要。他認為，此案凸顯出台灣司法體系對於羈押與審判時間的管理問題，未來應進一步檢討，以避免因過長的審判程序導致冤案或不公正的結果。

吳景欽還指出，台灣司法體系長期受到日本影響，追求極高的定罪率，導致檢察官有時為了達標，可能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執意起訴，製造冤案。他以收賄罪為例，指出檢方起訴一名嫌疑人時，即便未找到確切金流，也可能根據「經驗法則」判斷某些行為如送禮可能涉及賄賂，進而採取起訴行動，「這樣的辦案手法，在柯文哲案中亦可見端倪」。

有關紅火案歷經18年訴訟，中信金大股東辜仲諒在更三審獲判無罪，但檢方不服判決，決定提起上訴。吳景欽表示，該案不僅涉及實體犯罪，還包含程序上的爭議，且案件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與台灣司法體系對重大經濟犯罪的處理方式息息相關。

吳景欽指出，紅火案涉及的特別背信罪，刑期可達3至10年，若涉案金額超過1億元，刑期更提高至7年以上，屬於相當嚴重的經濟犯罪；由於案件牽涉跨國因素，當時辜仲諒身處日本，而台灣正值陳水扁案爆發，檢方對重大經濟犯罪加強偵辦力度，因此派遣特定檢察官赴日與辜仲諒交涉。

吳景欽回憶，該名檢察官對經濟犯罪辦案手法熟稔，在調查過程中，檢方主要關注金流去向，特別是資金是否流向吳淑珍；然而由於缺乏直接物證，辦案人員只能依賴辜仲諒的證詞，因此在審訊過程中施加心理壓力，甚至曾讓辜休息思考，曾有流出的影片畫面顯示辜「神情凝重」、「天人交戰」，這段影片應能在youtube中找尋到，請民眾可以去了解調查此案的辦案手法，是否存在爭議。

此外，針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京華城案中的偵訊過程，外界質疑檢方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吳景欽表示，檢方在重大案件辦案時，常見將不同案件交叉對照的作法，透過「AB案件」模式進行偵訊，即透過其他案件補足主要案件的證據不足，這在司法實務上並不罕見。

吳景欽強調，這樣的辦案方式並不違反程序正義，因為檢方傳喚證人時，通常都會註明相關罪名，以便受傳喚者有所準備。他說，這種模式在一般案件中也常發生，並非僅針對柯文哲，甚至有時，檢方以「證人」身份傳喚當事人，卻在訊問後直接改列為「被告」，例如立委顏寬恆的案件即曾發生類似情況。

照片來源：CNEWS匯流新聞網影音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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