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真話中國》如何讓老百姓打開捂緊的錢包,中國至關重要


王向偉真話中國》如何讓老百姓打開捂緊的錢包,中國至關重要

除非中國領導人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經濟增長模式,並計畫採取激進措施刺激消費,否則中國老百姓很可能會選擇管好自己的錢包,而不是掏出錢包進行 “報復性”消費。(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2021年,中國進一步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允許夫婦最多生育三個孩子,這一重大政策轉變引發 “報復性 ”嬰兒潮的聯想。

2022 年底,中國政府突然取消動態清零新冠疫情防控,政府寄希望於疫情後時代的 “報復性”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

去年年底以來,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力度越來越大的救市措施,旨在緩解嚴重的房地產危機,引發 會出現“報復性 ”買房的聯想。

但所有這些預期都落空了。正如中國社交媒體上的一個廣泛傳播的笑話所說:"(官員)總以為我們要報復,卻低估了我們的善良,其實我們早就放下了仇恨。”

這個冷笑話生動地說明瞭中國領導層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如何讓中國不願消費的居民有底氣消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定於 7 月召開久拖不決的三中全會,在國內外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討論新的增長模式,而如何提振消費已成為一個高度重要和緊迫的問題。

中國如何實現經濟再平衡也會受到包括美國和歐盟在內的主要交易夥伴的密切關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都提高批評聲調並發起了針對中國公司的反補貼調查,因為中國的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綠色科技產品充斥著國際市場。

他們的論點是,中國應鼓勵本國公民增加消費,以吸收其不斷增長的產能。據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稱,2022 年,中國占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 31%,占全球實際出口的 27%,但只占全球消費的 13%。他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差距將繼續擴大,貿易摩擦局勢的風險也將增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領導層早已認識到促進國內消費的重要性,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在過去二十年裡,歷屆領導人都在大談中國的超大市場,中產階級蓬勃發展,估計有 4 億人和 1.4 億個家庭,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但在同一時期,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卻停滯不前,僅略高於 50%,而世界其它主要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則超過 70%。

關於中國消費者不願消費的原因,已有很多論述。主要原因包括他們的高儲蓄率以及缺乏足夠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健。

鮮有論述的是,與出口和投資兩個傳統的增長引擎相比,促進消費實際上一直是中國領導層不太重視的問題。

這與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治國理念有很大關係。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承諾要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天堂,但卻將大量資源用於推動工業化和國防建設,為中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的所有工業門類鋪平了道路----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國家。消費或福利的概念並未被納入考量,尤其是在大多數人關心能否填飽肚子的時候。

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領導人一直奉行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在蓬勃發展的出口支持下,建立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反對任何福利主義,認為這會助長懶惰。“吃苦 ”仍然是中國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的口號。

這種思路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對個人的不信任,以及一種堅定的信念,即大局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堅決抵制在三年的新冠疫情管控期間,在國家層面,向老百姓發放現金或代金券以刺激消費的建議,這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嚴重擾亂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決策者還是走老路,啟動多輪的基礎設施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高速鐵路、公路和現代化機場可能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到了天花板, 運力遠遠超過需求,而且大部分都在虧損。但是,搞專案投資還是中國經濟規劃部門所熱衷的, 也是他們最熟悉的事情。

隨著中國與其主要交易夥伴的貿易摩擦將進一步惡化,中國政府在刺激居民消費方面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但發改委所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不過是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運動,以補貼價格方式,鼓勵汽車和家電等消費品以舊換新。

其實,更令中央領導層頭疼的是中國 4 億多中產階級信心的下降。由於過去幾年股市和房地產暴跌,他們的財富遭受重創。

除非中國領導人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經濟增長模式,並計畫採取激進措施刺激消費,否則中國老百姓很可能會選擇管好自己的錢包,而不是掏出錢包進行 “報復性”消費。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王向偉真話中國》如何讓老百姓打開捂緊的錢包,中國至關重要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2023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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