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真話中國》中國家長式思維 要改變多多學習包容

中國官員 “我最瞭解你 ”的家長式思維使市場力量無法發揮決定性作用，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因為他們就像盛氣凌人的家長，管得過多和過嚴。（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在 2022 年，中國正處於嚴格的 “動態清零 ”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全國各地會經常發生突然封城或區域 “足不出戶 ”的情況。 在一個難得的空隙，我在天津見到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華人企業家。他的企業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之一，業務遍佈全國各地。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提出的一個觀點讓我記憶猶新。他說，剛剛與當地官員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他們無私奉獻、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讓他由衷地感動。他指出，這些官員馬不停蹄地工作，沒有週末和節假日，他相信這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

事實上，在那段非常時期，據說當地官員在辦公室裡一睡就是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以確保被封閉家中的居民有足夠的日用品，從蔬菜等日用品到藥品--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即使在平時，各級官員也常常被描繪成犧牲個人閒暇時間為人民服務的形象。在許多方面，他們還是在遵循始於 2000 多年前的 “父母官 ”制度。這種制度以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為基礎，要求官員將臣民視為自己的子女來進行統治。

中國正在考慮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以促進經濟增長、重塑經濟和推動科技創新，從而使其經濟步入更加健康的軌道，但對 “父母官 ”制度和思想的癡迷已成為最大的絆腳石之一。

在討論這一關鍵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瞭解一下這一制度的歷史。西方媒體經常將中國的治理風格描述為 “保姆式國家”，政府樂於提供過多的建議，制定不必要的法律來干涉人們的選擇，並規範他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 “父母官 ”制度遠不止於此。

“保姆” 一詞會給人一種外人指手畫腳的意思，中國的父母官制度則要求像管理家庭一樣管理政府。這種關係深深植根於儒家哲學，它要求人們絕對孝順--父母永遠不會錯，也最瞭解孩子情況，因為他們心中始終裝著子女的最佳利益。

這意味著 “父母官”可以隨時以家庭的大局為重，限制某些人甚至所有家庭成員的選擇或自由。如果不服從或挑戰權威，就會立即招致地方官認為合適的、往往是任意的懲罰，而地方官也沒有耐心解釋他們的意圖或行為，就像任何意志堅強的家長一樣。

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員在結婚前可能需要得到黨委的同意，就生動說明了這一制度。在許多情況下，黨委會在沒有真正徵求男女雙方意見的情況下安排他們結婚，這與封建包辦婚姻的做法如出一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動盪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 年至 1976 年），毛澤東顛覆了這一沿襲千年的習俗，鼓勵年輕人反抗父母，提出了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的口號。

自鄧小平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努力推進法治的同時，大大放寬了對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控制。在某些年份，國家媒體的評論甚至鼓勵討論人民應成為官員的 “父母”，而不是相反。

然而，在過去 10 年中，“父母官 ”現象強勢捲土重來，因為領導層一再表示，黨應該加強對國家從政治到經濟和社會等一切領域的控制。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鼓勵服從黨和政府。

這一點在疫情三年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這三年中，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為名，官員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實現動態清零任務。

這意味著官員們經常無視法律法規，主要依靠任意制定的規則（俗稱 “家規”）來執行封城或足不出戶的命令。中國的許多法律學者認為，在這三年中，中國政府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遭受了重大挫折。

我們應該在這一背景下，去理解中國的國家治理，尤其是金融監管制度，人們普遍認為該制度不透明、難以預測、善變且在用權時獨斷專行，這也是國內外投資者抱怨的主要原因。

換句話說，監管機構沒有耐心讓市場力量發揮官方聲明中承諾的決定性作用。由於不敬畏市場，因此很難提高政策執行的透明度和一致性。

更糟糕的是，在不斷加強黨的領導的呼聲中，監管機構往往像盛氣凌人的家長一樣。 舉例說， 監管官員會通過要求基金經理或證券公司在特定時間買入或賣出來控制股市。

中國政府正努力提振對經濟增長的信心，現在是時候官員需要改變他們的家長制思想和行為，多多學習如何包容。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2023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