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真話中國》兩制界限，模糊緊張，拖慢香港「由治及興」

新形勢下，香港需要厘清在兩制下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的界限和紅線，從而提振本港居民、國際投資者和海外觀察家的信心。（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11月19日，香港同時發生了兩件新聞大事件，突顯了這座曾經偉大但現在困惑的城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試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之間游離而面臨的矛盾。

在香港島，香港金融管理局舉辦了一場有約300名全球和區域金融領導人，參加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其中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的高管。包括副總理何立峰在內的一些中國負責金融官員也專程飛來參加此次峰會，他們在活動中承諾全力支持香港，正值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未來如何發展備受關注之際。

然而，這場為期三天的峰會試圖提高香港國際形象的努力被維多利亞港對岸的另一重大事件所影響。國際媒體記者和外國外交官紛紛湧向西九龍裁判法院，45名前議員和活動人士，因2019年大規模抗議後實施的國家安全法而被判處4到10年不等的監禁，這是香港最大的國家安全案件。

（圖/取自網路）

這兩大事件同時發生的時間點是否巧合尚不清楚。然而，隨後國際媒體的報導顯示，法院宣判成為頭條新聞，不僅使論壇黯然失色，還讓一些出席的國際金融家感到不舒服。他們擔心回國後如何回應可能的批評：他們在香港讚揚當地和中國大陸的美好前景，而國際媒體對法院判決的大幅報導卻把香港描繪得非常負面。

自2020年6月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香港的政治穩定已經恢復，香港官員抓住每一個機會宣揚這座城市的“由治及興”。然而，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負面看法實際上是變的更加糟糕。正如一位資深國際評論家最近對我說的那樣，每次讀到關於香港的新聞很可能是關於某人因2019年暴力抗議而受審或被定罪。

與此同時，香港官員和精英們在講好香港故事和消除對香港誤解的努力方面，實在是做得太差。事實上，他們中一些人無意中助長了香港正快速成為“一國一制”的看法，因為他們熱衷於在公開場合採用大陸風格的語言和語調，並採用一些大陸風格的官僚做法。

在過去的四年裡，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官員反復強調需要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警告社會中“潛伏”的國家安全威脅。實際上的情況是，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後，城市的政治局勢早已穩定。

最近幾個月的高調審判和定罪之後，中國大陸官員視乎終於放下心來。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在11月25日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首次描述“飽經磨難”的香港終於“有了中國香港的樣子”。

然而，在國際上，“一國兩制”政策和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正面臨進一步關注與解讀。現在已經到了北京和香港需共同努力制定一個全面有效的方法來消除誤解並安撫國際社會的關鍵時刻。

自1997年回歸中國主權以來，香港一直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治理。它載明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概念，保證其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2047年前保持不變。

（圖/取自網路）

在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重申“一國兩制”將長期堅持，並首次表示普通法制度也將保持。儘管習主席的表述令人安心，但不可否認的是，自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和今年3月23條立法以來，對這些原則未來如何應用仍然存在疑問。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在11月24日在香港的重要演講中澄清，“港人治港”的原則並不意味香港只能由香港市民自己來治理，北京也有權力治港。

媒體報導引用分析人士的話說，張的言論暗示香港從未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種來自權威來源的澄清非常必要並應受到歡迎。

再者，北京和香港應更加積極著手對兩制如何在實踐中應用，提供更多清晰的解釋和厘清工作。這對於香港恢復其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的超級聯絡人的角色至關重要。 它過去一直扮演這樣的角色。

特別是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中美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這一點尤為重要。例如，香港本應成為美中官員，媒體，和智庫之間進行正式或非正式會議和交流的理想場所，並利用兩制的獨特優勢，採取積極措施吸引美國和西方投資者。

然而，據悉，香港官員和精英現在甚至不敢與在港的美國外交官和有關機構直接打交道。

除非香港可以厘清自己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的界限和紅線，否則香港“由治及興”路途漫漫。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2023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