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難忘的瑣事／夏俊山

夏俊山

這些日子，暑熱不退，我就在家裡陪老媽說話。 91歲的老媽，很多大事都記不清了，例如我家加入人民公社是哪一年，生產隊來了“四清工作組”搞運動是哪一年，她全都淡忘了；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她卻記得清清楚楚。

老媽說：“1961年過年，你舅舅送我家10捆荒草。你不能忘了舅舅。”

“送荒草過年？”我感到吃驚。老媽回答：“是啊，你不記得了？”1961年，我6歲，很多事不可能記得，不過，老媽說的荒草，我是知道的。那是荒地上茅草，後來，荒地被開墾，這種草也看不到了。現在看到的是：有農民偷燒秸稈。據說不燒難處理，燒又怕罰款，只好偷偷進行。

見我沒吭聲，老媽又開始絮絮叨叨：“公社化，糧草歸集體，過日子全靠分配，不分就沒得。幹部要表揚，就靠多交糧。我們隊上交得太多，幹部要面子，農民餓肚子。過年了，糧也沒得分，草也沒得分，你舅舅看到我家沒草燒，划船送來10捆。彭長壽看到我家有草，不借1捆給他，不走。”

“彭長壽是什麼人？” 我知道老媽說的是鄉鄰，可是我沒有一點印象。老媽又絮絮叨叨解釋：“劃分成份，彭長壽劃為富農，借到了草，沒借到糧，後來沒能熬過去，死掉了。你不記得了？”

60多年前的事，我怎麼可能都記得？老媽又扯到看病：“現在的人，太嬌氣了。一有病就去醫院，看醫生，就吃藥。你小時候也經常生病，有時燒得額頭都燙手，人都迷糊了，也沒去醫院，也沒看醫生，也沒吃藥，你到現在不是還好好的嗎？”

我吃了一驚：“伢兒生病，怎能不去醫院？這是做父母的，對生命不負責任！”我的語氣挺重，老媽的聲音也高了起來：“誰不負責任啊？你哪一次生病，奶奶沒有給你看？去醫院，說得輕巧，家裡雞啊、鴨啊、豬啊，那一天不要喂？生產隊天天要上工，地主不好，你可以換東家。隊長你換不了，他管你家糧、草分配。請假得看隊長的臉色。再說，去醫院要借生產隊的船，還有請人幫忙划船，劃到縣城要整整一天，吃飯、住宿，藥費，要花不少錢。”

老媽的話啟動了我的記憶。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一下雨，鄉下的路泥濘難行，天晴了，路又凹凸不平。全生產隊沒有一輛自行車，去鎮上看病也得划船，不少原先賣膏藥、抓草藥的遊醫，社會主義改造後在鎮上當醫生。有人捨不得花錢找他們看病，就要傳統的老辦法。例如，有了流行性腮腺炎，就每天以墨兩腮，同時還念念有詞，在牆上寫 “消”字。兩腮塗一次墨，牆上寫一次“消”，畫一個圈。牆上出現十多個被圈住的“消”時，兩腮的炎症一般也就好了。有時，生病的孩子啼哭，家人就用黃紙寫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過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這種到處張貼的黃紙，雖然屬於文革初期破除的“四舊”，文革結束時，鄉下還不時出現，曾讓我感慨：“四舊”難除。當年，奶奶給我治病，用的什麼方法呢？

對我的詢問，老媽顯得有些遺憾：“奶奶最慣你了，你怎麼能忘了。大概是你4、5歲時，有一天，發高燒了。我上工了，在挑泥，實在不放心，不顧生產隊扣工分，跑回家一看，你好好地躺著，奶奶已經倒在地上。”

我生病，倒在地上的怎麼是奶奶呢？聽老媽絮絮叨叨老半天，我總算明白了：原來奶奶給孫子治病，沒有藥物，只用幾樣工具：臉盆、碗、竹筷、草紙、縫衣針、鏡子，香。她把碗放在有半盆水的臉盆裡，取三根竹筷立在碗中間，一隻手扶著，另一隻手抄臉盆裡的水淋竹筷，同時，一邊嘴裡禱告去世的親人，一邊嘗試鬆開扶筷子的手，如果筷子立住了，說明剛才禱告的某位親人缺錢花。奶奶會立即點上一炷香，跪在地上，給缺錢花的這位親人燒紙，邊燒邊禱告：我現在就給你錢，你放過我的孫子吧……這一天，奶奶把所有能想到的去世的親人都禱告了，筷子還是立不住。她只要一遍又一遍地禱告，筷子終於立住了，她又跪在地上燒紙，跪的時間長了，聽到我媽回來的腳步聲，可能是精神一松，整個人就倒在地上了。

聽老媽講這件往事，我覺得她疏忽了三點：4、5歲時的事，我怎麼可能記得？說我高燒，體溫是多少？縫衣針、鏡子怎麼治病？沒說清楚。老媽笑了笑，又作了補充：有些事，媽糊塗了。有些事，媽今生忘不了。那時候，郎中看病都望舌頭，哪個有體溫計？發不發燒，都是用手摸，哪個曉得多少度？站了水碗，燒了草紙，接下來就把針放在水碗裡，用鏡子照著，等針上了鏽，病就好了。一般也就七、八天吧， 針就全鏽了。

我小時候，奶奶就是這樣治病的嗎？我忽然覺得，這簡直是拿人命開玩笑。老媽卻不贊同：你不要不信。不光你奶奶是這樣給家人治病，左右鄰居都是這樣，很靈光的，大家不都過來了？當然囉，也有死掉的，那是各個人的命。

說到各人的命，老媽又說：“那時候，天天吃蘿蔔纓兒，野菜等代食品，你爹爹（指祖父）得了浮腫病，政府還是很好的，按照生產隊統計的浮腫病人數，專門給病人配發‘照顧糧’。我去拿‘照顧糧’票兒，隊長孫慶山說，丟了，找不到了。隊長管到你的吃住行，比地主厲害，我不敢要。你爹爹死在1962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到死沒吃到一口‘ 照顧糧’。‘四清’運動來了，社員鬥地主一樣鬥隊長，孫慶山的跑到福建去給人家挑毛竹，就是有權時積了怨。直到文革福建清理盲流，他才回來。你爹爹活了61歲，孫隊長只活了50多歲。這都是命！”

說到“命”，老媽提醒我：“你不要信‘理’，一定要信‘命’。命好就不會有事。”

老媽的話，我覺得可笑：她講的本身就是“理”，我要不要信？

為了讓我信“命”，老媽又說起她始終未忘的瑣事：“就說我們家的六畝八分地吧，那是三代人積累起來的‘命根子’，是有土地證的。公社化時，土地歸了生產隊，我家是中農，沒吃大虧。幾年前，責任田確權，我的戶口還在生產隊，分得八分地。那六畝地成了人家的，徵用土地，錢也給人家。我家世代良民，六畝地怎麼就歸了別人，跟誰講理去？只能信命。”

老媽要我信命不信理，讓我聯想到 ：“四人幫”倒臺再晚一年，或者恢復高考再晚一年，我就可能找了本村姑娘，結了婚，紮根農村了，也就沒有後來參加高考，考上大學的“後話”了。

聽老媽講她一生難忘的瑣事，我忽然覺得：真切的歷史未必是宏大的敘事，有時，它可能就潛行在生活的細枝末節裡。這樣的感想，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