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時代的偶像：從泰勒絲到艾維斯的名人文化符號價值（中）

在上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泰勒絲和貓王艾維斯這兩位橫跨時代的巨星如何體現流行文化中的符號價值。接下來，我將通過我對貓王學術專書的書評，進一步深化對名人符號價值的討論。該學術專書是馬克·達菲特（Mark Duffett）所著作的Elvis: Roots, Image, Comeback, Phenomenon（《艾維斯：根源、形象、捲土重來、現象》，2020），這本書以其深入的語境分析和多角度敘述，使我們能夠從文化、社會和政治的視角，全面理解貓王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多重意涵。通過檢視達菲特對貓王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一位巨星如何在他的時代中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文化符號，並能引發我們對當代名人如泰勒絲在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定位有更深入思考，以進一步回應本專欄的主題——名人的文化符號價值。當多數研究人員批判貓王與種族問題、貓王如何「撕裂流派界限」，以及貓王商品化等主流論述盛行之時，達菲特認為這是對貓王有諸多誤解。他在書中以民族誌、考古學和多層次故事敘述方面的專業知識，透過廣泛的文化研究和互文分析來深入研究貓王的標誌性神話，並以整本書中詳盡的註釋和參考文獻清單來支持所有論點（這正是諸如民族誌研究方法學的特點）。

該書的副標題是「根源、形象、捲土重來、現象」，即是將貓王的人生四階段對應他所帶來的不同影響，並從文化、社會和政治角度全面解讀貓王。在書中，達菲特以其細膩的人物側寫敘事技巧，運用動態的、立體的情境分析，猶如紀錄片般地還原幾個重要的場景對話，並透過主角周圍其他人的反應，呈現出一個更新的、更真實的貓王形象，使讀者對貓王有更為清晰和深入的認識。透過這種複雜的寫作呈現技巧，讀者彷彿能在書中看到大量Elvis的特寫鏡頭，逐漸在心中勾勒出一個多面的貓王形象：既是搖滾之王，又是鄉巴佬貓，同時還是和平時期的戰爭英雄。

這本書分為四個篇章：第一篇章《根源》探討了貓王的早期生活和文化根源；第二篇章《形象》分析了他的音樂事業和形象建構；第三篇章《捲土重來》聚焦於他在1968年的現象級回歸；第四篇章《現象》則深入探討了貓王對現代流行文化的持續影響。

在《根源》篇章中，貓王的崛起被喻為「純屬巧合」。音樂產業以當時市場的眼光，將具備真實性、原創性、普遍性和對女性友善等特質的貓王視為一種“可銷售商品”，而貓王自己則認為這不違反他的真性情，他樂於接受這種狀況，在市場中仍可以做自己。兩者之間的矛盾在貓王身上可以共存，這讓達菲特將其視為一種‘巧合’——商業音樂產業將貓王作為商品，而貓王本人卻堅持單純的自我形象。這種巧合用現代的流行術語來說，就是“違和”，而這違和感也反映了當時美國對跨界音樂表達的需求。貓王的音樂和個人風格恰好契合了當時的商業市場，使得他看起來像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天才。

接下來，《形象》篇章討論了貓王的巔峰時期，書中有不少對貓王在此階段最引人注目的描繪。作者形容貓王在美國社會中彷彿是“圖騰式艾維斯”（‘totemic Elvis’）的存在，這個形容詞意指當時的貓王是美國社會的一種精神信仰融合體，取代了象徵美國文化的“熔爐”。在這段時期，貓王將他的音樂影響力擴展到好萊塢影視工業，增加了他的市場適應性和多樣性，同時成為社會變革和進步運動的隱喻，包括處理種族關係和性解放運動。

在《捲土重來》單元中，這一時期貓王有一個較為顯著的事件——1968年，貓王經歷了一段休養期間後，以NBC播出的電視演唱會特別節目《重返特輯》復出大眾視野。當時，貓王和搖滾樂之間似乎已經碰撞出化學反應，不僅改變了貓王自己，也改變了美國社會。憑藉著貓王的個人影響力，搖滾樂成為一種允許美國社會階級融合的音樂流派（genre）。貓王最早的形象是一位保守的白人，演唱著非主流的黑人音樂，以快節奏為特點作為他獨特的表演方式。但在《重返特輯》中，貓王坦然公開他信守的是美國保守主義價值觀，但這些價值觀在他身上已經相對傳統美國社會更為多元，例如他對女性和邊緣化群體抱持同情和人道主義。可想而知，他的保守形象與其音樂中的反叛元素背道而馳。但也根據這個特質，達菲特將貓王本人及其音樂描述為一種“融合器”（assimilator），貓王以他個人形象和音樂形式相結合，彌合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種族分歧。達菲特強調，《重返特輯》體現出這股融合力量，成為治癒貓王本人及美國在種族主義歷史中集體創傷的一種媒介。

在《重返特輯》之前，貓王的事業處於低谷，但達菲特展示了這位當時33歲的巨星如何以爆發性的力量登上國內和國際舞台。作者指出，《重返特輯》的成就在於再次將這位明星重新介紹給電視觀眾，特別是以幽默的方式展現貓王對自己傳奇的解讀，同時重現了他最初受到歡迎的音樂熱情。達菲特認為，貓王在這一階段通過大眾媒體展現的多樣風格，代表了他成熟和積極的自我形象的巔峰。通過《重返特輯》節目，貓王重新走紅，並展現了一種不同的男性氣質。那時的他仍然是一位搖滾歌手，但卻傳遞出更加溫柔的嗓音。

該書的最後一章《現象》審視了貓王的文化不朽，人們普遍認為貓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美國開始通過版權法來建立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名人形象（Icons）。這代表著名人的形象不僅受到肖像權的保護，還可以通過版權法進一步保護，將其視為一種知識產權資產，確立了名人的社會地位。最後，達菲特關注的是“後貓王時代”的合法性和文化遺產，這主要涉及名人在不同社會政治背景下的影響力和象徵意義。

達菲特也以貓王粉絲為研究案例，深入探討了粉絲文化，並為此創造了“艾維粉絲”（Elfans）這個術語，賦予貓王的粉絲特定的忠誠度。他認為，這種愛與追求不僅源於貓王迷人的風度，還來自於他多樣的跨界融合，這在當代人們心中激起了對和解的渴望。在達菲特的貓王學術專書中，每一章都以貓王的風格變化為貫穿的共同主題和關切，並直接反映他的公眾形象。這本書特別對一些先前未受到重視的貓王歌曲跨媒介改編進行了批判性關注，例如貓王的嗓音音樂才華。達菲特指出：

“從嗓音來看，貓王使用聲音的方式，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學習、積極的表演風格、多樣的音域，甚至不僅僅是他強大的聲音力量，而是我們可以稱之為‘聲音中的身體感’。這種聽覺上的‘身體’與具體的聲音不同，但有關聯……並且是由聽眾的認同所構建和強化的。”（139-40, 筆者譯）

達菲特在書中的結論鼓勵讀者以“為什麼不？” 來進一步反思，重新審視名人崇拜對流行文化和美國社會在不同時空中的深遠影響。他揭示了流行音樂的力量及其促進社會改革的潛力。總的來說，在達菲特引人入勝的作品中，可以說，貓王塑造了他的時代，同時他的時代也塑造了他。這本書多層次地描繪了貓王的生活軌跡和他的傑出才華，讓人耳目一新。這正是 ‘貓王現象’ 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上的真實體現。

（續“跨越時代的偶像：從泰勒絲到艾維斯的名人文化符號價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