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 蕭新煌：兩岸互不隸屬基礎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蕭新煌今天表示，已故前總統李登輝在台灣民主化「5時刻」扮演關鍵性角色，促成「中華民國台灣化」與總統直選的政治體制大轉型；對兩岸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則成日後兩岸「互不隸屬」主張的立論基礎。

國史館與李登輝基金會今天舉辦「虎口的難題－李登輝的抉擇」學術討論會，上午開幕式由館長陳儀深與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李安妮致詞，蕭新煌以「從零距離、近距離和遠距離解讀李登輝面對難題的抉擇」為題發表專題演說，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報告「蔣經國與李登輝」，李登輝基金會執行長鄭睦群報告「卸任後的意志：李登輝與台灣團結聯盟」等相關論文。

蕭新煌在演說時援引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的地緣政治時刻概念，提出「李登輝時刻」來勾勒李登輝在台灣民主化不同時期「出手」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他指出，第一個關鍵時刻是1990年，李登輝借力使力讓野百合學生抗爭運動，轉變成為對付國民黨內非主流派的助力，展開民主改革的步調。

蕭新煌說明，第二個關鍵時刻是1991年，李登輝廢止憲法臨時條款，宣告終止國共內戰、結束萬年國會，以及完成資深國代、立委和監委全數退職；第三個關鍵時刻是1992年全面改選第2屆立委，將真正的台灣民意基礎帶進立法院。而第二、三個時刻，則開啟「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國家體制大轉型。

蕭新煌解釋，第四個關鍵時刻是1994年，李登輝決定台灣總統、副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第五個是1996年總統直選，有本土反對黨的候選人參選。李登輝當選總統，也宣告由一位權力基礎薄弱的繼位「委任選舉」總統與黨主席，搖身變成為全台灣最具民意基礎的「直選總統」，見證台灣民主化甚具關鍵性的政治制度大轉型。

此外，兩岸關係上也有兩個「李登輝時刻」。蕭新煌提到，第一是李登輝在1991年成立國統會和宣布國統綱領，採「戴帽子」策略，拖延應付中共的「統一攻勢」，藉此以政治時間換取政治空間，並主導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但此舉也導致台灣內部的獨派不滿，讓中國和世界誤以為台海兩岸會進入協商時代。

蕭新煌指出，第二個兩岸關鍵時刻是1999年，李登輝藉「德國之聲」訪問，向全世界宣告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即之後簡稱的「兩國論」。儘管李登輝事後對「兩國論」說法不甚滿足，卻成為日後前總統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以及前總統蔡英文與現任總統賴清德的兩岸「互不隸屬」立論基礎。

陳翠蓮在報告表示，已故總統蔣經國拔擢李登輝的目的，是為解決威權政府所面臨問題，維繫黨國體制於長遠，但意外的是，最安全保險、最不具威脅的技術官僚李登輝，竟具有高明的政治謀略與遠大的改革目標，完成民主體制建置、終結威權統治。這是歷史偶然的機運，但台灣民主體制能否深化鞏固，則不能再只靠運氣。

鄭睦群提到，李登輝卸任後，2002年初民進黨政府計畫未來3年內，開放8吋晶圓廠至中國設廠，時任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想赴中國投資，遂向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當時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反應，能否出手協調台聯的反對立場，但時任台聯黨主席黃主文拒接蔡英文電話。

鄭睦群說明，2002年時任行政院長游錫(方方土)偕蔡英文、行政院秘書長李應元到黃主文家中，雙方對於8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達成共識，擋住當時排山倒海要求晶圓廠赴中國設廠的呼聲，也才有如今「護國神山」地位的台積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