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共」的陰影／楊雨亭

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黃紹竑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

「投共」與「貳臣」

1949年4月，李宗仁派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北上與中國共產黨談和。23日，和談破裂，張治中、邵力子二人投向共產黨，留在北平。張、邵二人，一武一文，長期受蔣介石信任與重用，身負重任之後，不能完成任務，本應回到困難重重的國民黨陣營共商大計，卻不由此，反而投共，後脫離國民黨參加親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可視為歷史上的「貳臣」。事實上和談代表團所有成員之後皆投共，可見李宗仁之領導問題。

當年許多原國民黨員及國民政府要員投共，實在說，這些人一方面可能投機，一方面亦心懷善意，他們思內戰完畢，國人應團結建國。然而之後投共者與民主人士發現中共與中共政權之本質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迥然不同，實非他們可以想像。初期，他們極為訝異多數共產黨人之認真勤奮、樸實誠懇，這是共產黨多重性格中必須肯定的一面，性格的另一面，是在艱苦環境中，為求生存發展，共產黨養成高度多元彈性政策；可是，共產黨有它自己真實的一面。

中共建政不久即放棄抗戰與內戰期間之懷柔政策，即所謂「新民主主義」，其性質為聯合政府與混合經濟，事後證明僅為奪取政權之術，至多為過渡時期。為何毛澤東急於結束新民主主義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界、政界討論甚多，甚有主張現行政策尚不如當年之新民主主義之開明、多元、務實。事實上，根本問題出在中共之預設之社會藍圖為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中共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其思想行為。1950年後，新民主主義受到相當歡迎，可是由於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與自由思維日漸發展，而共產黨政府結構尚不穩定，若不遏止此一潮流，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共專政之合理性必遭質疑，因此必須採取急劇手段以穩固政權。毛澤東非常了解知識份子和有產者普遍對於共產黨恐懼心理以及對共產主義並無信仰，所以一方面從嚴鎮壓異議者，一方面儘速改變社會結構，使得新社會中每一個人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生存。解放伊始，土改尚稱平和，待韓戰起，即進行暴力土改，處決數以百萬計地主，製造農村階級，使全國廣大貧農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底層；鎮壓反革命，清洗國民黨軍事與特工人員及監控其家屬；在機關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三反、五反運動；改造私有制為公有制，設立農業合作社以開展集體化等等。之後，1957年中進行反右派鬥爭，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1966年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期間多數有自由化與民主傾向之中共黨員皆受重大衝擊，遑論民主人士及一般知識份子，而投共者更由於其明顯之歷史背景而首當其衝。中共施政之目的在於不斷改造人性、改造社會、改造文化，以共產黨為核心建設中國為一社會主義強國，再逐步往共產主義天堂邁進。由此，共產黨需要長期執政，即一黨專政的必要性。1949年前後，除了毛澤東，幾乎沒有人可以預知共產黨員中思慮不純者、民主黨派以及投共者的命運。

概說民革

抗戰結束後，1948年初，李濟深、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以宋慶齡為榮譽主席，為中共外圍團體，以分化國民黨，配合中共奪權為目標。其成員多為國民黨左派、反蔣分子以及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起中共勝利在望，民革成為國民黨降將與投共分子容納之處，也可以說是為中共對國民黨招降納叛的一面旗子。1949年9月，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等政治團體，接受中共召集，於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意義的《共同綱領》，接受共產黨以新民主主義與人民民主專政之名領導。

關於民革在解放初期的發展方向，1949年10月12日，周恩來在招待民革領導人茶話會上發表講話中強調：「在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採取歐美式民主，一黨在野，一黨在朝⋯⋯。國民黨的人員構成分為三層兩類，黨員分上、中、下三層，三層中有好壞兩類，即反動與不反動。下層多是被強迫參加的，大都是好的，由於他們本不是自願參加的，因此現在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中層大都是專門人才，即在舊政權機關中工作一、二十年的中高級職員、教授、專家等等，這層人有幾十萬，好壞參半；上層數目不多，這裡面好人少，壞人多。鑒於這一情況，中層廣大職教公務人員應當是民革主要發展對象。希望民革朋友在這方面多做工作爭取他們，使他們懂得如何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待人接物一向比較溫和實際，和毛澤東處理人與事的殘酷極端不同，終其一生，周恩來沒有辦法平衡毛澤東的性格與處事。周恩來所謂的三層中的中層，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公教人員，周恩來本意是由民革予以保護、改造、安排，可以繼續為新政權服務。實際上，在改造的過程中，這些民國以來培養出比較質優的一批人，成為社會中受歧視壓迫、生活提心吊膽的一群人，讀錢理群（錢千鶴留在大陸的兒子）著作即知。這群人其實和民革中的反蔣、叛國民黨以及實際為中共工作的人物沒有共同語言，非常可能，留在大陸的原國民政府中的公教人員看不起民革這批人，所以民革核心分子只能與中共的上層往來。民革主席李濟深對於做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留在大陸人員的工作感到為難，1950年9月，李濟深對負責民革組織部的朱學範說：「要以與舊國民黨有歷史關係的群眾為對象，不僅有國民黨歸隊之嫌，同志們思想上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實際做起來，有很大的難度。但是，這些人到了新社會，總得有人做他們的工作。做好這項工作，對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從事建設有重大意義。現在我們既不能良莠不齊地把他們包下來，又沒有理由拒絕這項巨大而又光榮的任務。」朱學範是中共隱藏黨員，李濟深當然明白，說這些話，是給中共聽的，而朱學範則會把李濟深的表態和希望的做法帶到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得到指示後再傳達給李濟深和民革領導層，這樣的溝通模式既有效又重要。其後，李濟深與中共統戰部協商，決定在今後發展新成員時，必須接受共產黨的同意和領導。實際上，李濟深和民革沒有權力，更沒有資源，去動員與組織國民黨與民國政府留在大陸的人員。

以下由民革概說投共人員之組成，主要介紹常務委員部分，由於資料不全，時序上可能有些不準確，日後有機會再予更正。

參加第一屆（1948~1949）民革且列為常委的原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除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等，還有蔡廷鍇、朱學範、馮玉祥等。其中何香凝為廖仲愷夫人，譚平山為中共早期領導人，朱學範為中共地下黨員，蔡廷鍇曾任國民命軍第十九路軍軍長，後來反蔣，馮玉祥長期搖擺不定，然最終倒向中共，1948年9月搭蘇聯輪返國途中遭祝融不幸身亡。這些人創辦民革，應是中共授意，利用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的招牌，加強與加深中共的歷史性根源乃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而不只是列寧（Vladimir Lenin）、史達林（Joseph Stalin）這些俄國人，中共對於外界批評他們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螟蛉子」非常在意。

公平的說，中共的統戰思維和行為具有高度靈活的戰略性與戰術性，國民黨在這方面一直招架不住，尤其要注意到中共的統戰和特工系統密切地分工合作，其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大陸時期國民黨的特工系統在組織體系內層級不高，以軍統局的戴笠來說，在撞山而亡前，蔣介石一直沒有為他正式授階中將。戴笠缺乏黨務與政務系統的協調與統合權力，和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根本無法比擬。這種情形到國民黨遷台後依然如此，情治系統除了效忠兩蔣，沒有明確的政治思維與戰略目標。李登輝與民進黨執政後，缺乏特工歷史與經驗，延續國民黨學習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編制與作業，安置自己人擔任秘書長，而安全局、軍事情報局首長多由部隊正期生出任，這些人幾乎完全沒有特工素養與思考，成為升官階梯，數年一調任，是以整體工作的調合效益很差。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的情報與反情工作多由美國中情局補強，甚至主導。

第二屆（1949~1956）常委始有投共者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程濳等。其中邵力子為潛伏的中共黨員，至少是親共人士，張治中抗戰期間與中共的關係親善，中共建政後幫助平定新疆，未見其與中共有特殊歷史關係。程潛，中國革命同盟會元老，抗戰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上將，1948年為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1949年中在長沙攜部向共產黨投降（起義）。第十九路軍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調防上海，陳銘樞任京滬衛戍司令，蔡廷鍇任十九路軍軍長，蔣光鼐任總指揮。1932年日軍登陸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為一二八淞滬戰役，名噪一時。1933年，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與李濟深等發動閩變反蔣，在福州組成中華共和國革命政府，事變失敗，逃到香港，1949年先後回到大陸。陳銘樞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劃為右派分子，蔣光鼐1966年文革期間遭抄家迫害去世。

第三屆（1956~1958）常委有衛立煌、龍雲、劉斐、劉文輝、陳紹寬、屈武、唐生智、翁文灝、黃紹竑等。屈武為于右任的女婿，和劉斐都是潛伏的中共黨員。衛立煌1948年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兵敗，軟禁於南京。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衛立煌去香港、1955年3月經廣州回北京，3月17日《人民日報》載其《告台灣袍澤朋友書》。陳紹寬，抗戰期間任國民政府海軍總司令。翁文灝任1948年民國政府行政院長。黃紹竑為李宗仁桂系首領之一，1957年，黃紹竑劃為右派分子，文革時受到嚴重衝擊，兩次服毒不死，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以剃刀自殺。黃紹竑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龍雲，號稱雲南王，後人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所以稱為民主堡壘，和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對知識份子之言論自由持開明的態度有關。我認為西南聯大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一顆珍珠，鹿橋的名著《未央歌》即描述當年的景況。西南聯大美麗與浪漫的傳奇，是空前，也絕後了。1957年，龍雲劃為右派分子。劉文輝，四川軍閥，任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劉文輝在四川通電，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背棄中華民國。唐生智是抗戰初期南京守將，日軍進逼，唐生智逃逸，日軍屠城，是為南京大屠殺。

第四屆（1958~1979）常委有梅龔彬、王崑崙、盧漢、錢昌照等。王崑崙和秘書長梅龔彬都是潛伏的中共黨員。錢昌照曾任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連襟黃郛在抗戰前夕為蔣介石維持華北關係。盧漢，接替龍雲為雲南省主席。1949年12月8日，蔣介石在重慶命張群與李彌去見盧漢，希配合胡宗南穩定西南，待張群與李彌抵昆明，立為盧漢所執，宣布雲南倒戈。12月10日，盧漢拍電報致劉文輝，要劉扣留蔣介石，期投共有功。後盧漢釋放張群與李彌，為周恩來所不滿。張群歷千山萬水抵台灣，李彌則奔雲南邊境重組部隊反共，二人效忠蔣介石與國民黨，生死不渝，忠義可秉。軍統局少將處長沈醉亦遭盧漢逮捕，後投共，改造期間，撰寫大量戴笠及軍統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秘辛，文字輕佻誇張且諸多不實，深為來台軍統老人包括家父所厭。

1965年7月，李宗仁夫婦回歸大陸，受到毛澤東接見，指出李宗仁1949年後在海外推動第三勢力運動的錯誤。李宗仁在與民革往來後，表示不參加民革。黃紹竑係其桂系老部屬，二入關係極為密切，沒想到，次年即發生文革，黃紹竑自殺身亡，李宗仁的心情受到極大震撼。可想而知，對他自己選擇回國深感悔不當初！

第五屆（1979年~1983年）常委中有鄭洞國、賈亦斌、孫越崎。鄭洞國，1948年初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5月，長春遭共軍東北人民解放軍圍城，城內百姓被共軍壓制不得出城，國軍最終彈盡援絕，城破，鄭洞國投降，共軍入城赫見人吃人慘事。長春圍城，居民餓死十數萬，至今中共諱莫如深。解放後，共軍中校張正隆，遼寧人，撰寫《雪白血紅》，1998年於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轟動一時，其中即有章節描述長春圍城慘劇，此書在大陸被列為禁書。賈亦斌曾任國民政府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少將組長、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1949年兼任幹部訓練團團長，4月，率部於浙江嘉興策應人民解放軍過長江，隨即加入共產黨。賈亦斌為蔣經國當時的重要幹部，此事對蔣經國的傷害很大。賈亦斌是否早為中共地下黨員，日後並未表明。孫越崎抗戰結束後任行政院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年底投共，1950年3月，經邵力子介紹加入民革。在陳雲支持下，孫越崎制訂《基本建設工作程序暫行辦法》，發表於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報》，提出「施工必先設計」的基本建設原則。1952年，在中共三反五反運動中，孫越崎和原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主要人員受到審查，孫越崎的老友資本家盧作孚在五反運動中自殺身亡。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孫越崎受到迫害，以有特務之嫌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一年餘，抄家，挖防空洞勞動，妻子王儀孟受到驚嚇，精神分裂，兩度自殺。文革後，孫越崎為原資源委員會人員平反，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原資委會各級人員多受迫害，有的折磨致死，子女受到牽連。1991年10月，98歲的孫越崎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列舉資源委員會護產有功的事實。獲得江澤民重視，肯定了資源委員會人員拒遷台灣，護廠護產的貢獻，並認為資源委員會的事蹟有「起義」性質。有關孫越崎和資源委員會，台灣的《傳記文學》曾有不少文章討論過。至於孫越崎等是「投共」還是「起義」？當然不同立場有不同的解讀。然而有一件事，是極為關鍵的，就是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採取「一面倒」政策，完全倒向蘇聯，由蘇聯提供支援技術，一切照搬蘇聯的作法，所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1950年代，大陸崇拜蘇聯老大哥，憧憬共產主義的光景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土豆燒牛肉」。孫越崎計畫一步一步建設中國工業的想法，被視為「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買辦」的落後辦法。資源委員會的經驗和技術相較當時蘇聯上萬顧問直接幫助建廠下，被認為並不是必然需要的。所以，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資源委員會人員護廠的貢獻，並沒有說到他們對中國工業化的功勞。解放以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有沒有延續使用國民政府的資產，尤其關於原子彈與飛彈的發展所需基本物資與人才，是一個實際的議題。

1949年10月6日，在廣州的中國國民黨宣布將宋慶齡、張治中、邵力子、傅作義、錢昌照等人「永遠開除黨籍」。

杜聿明與黃維

另外，有關杜聿明和黃維被俘這兩位的國民黨司令官的下落，就顯得有些神秘。杜聿明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失敗後，有各種說法。1948年11月6日，徐蚌會戰開始，杜聿明任徐州剿匪副總司令。1949年1月10日，戰敗被俘，送至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杜聿明是唯一身兼戰犯與戰俘雙重身份的人。傳言杜聿明一人駕駛坦克突圍，油盡被俘不降，中共恐嚇送其去內蒙古一深井內，坐井觀天，謂「望中央」。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是他的女婿，楊振寧多次請求中共釋放其岳父，杜聿明遭關押十年後釋放。但杜聿明似未參加民革。

黃維的事跡較少為人知，黃維兵團在赴徐蚌會戰解圍中被圍，兵敗被俘，據說他之所以陷入包圍是被郭汝瑰所構陷，郭汝瑰是國民政府國防部的中將作戰廳廳長，中共地下黨員，將國軍的作戰計畫不斷送給毛澤東。奇怪的是郭汝瑰在反右與文革中皆受波及，中共也未授軍階給他，可以猜想的是毛澤東不願郭汝瑰說出真相。郭汝瑰在目賭解放後毛澤東施政情況後，曾表露心思，但我一時找不到資料說明。黃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後移至北京秦城監獄。黃維在獄中頑固不屈，不寫檢討，足足被關了27年，至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特赦亦是最後一批，中共釋放了黃維。他的妻子蔡若曙在外苦候27年，一直未嫁，等到黃維出獄，老太太已經瘋了，日夜恐懼黃維亂說話，不久跳河自沉，真是國共內鬥史上無數悲劇之一。近日查看官方網站《人民網》對黃維的氣節還是有所褒揚的，標題如此評說：「最頑固戰犯黃維27年改造：至死都想去台灣？」可見公道自在人心。我一直沒有時間查看台北大直的忠烈祠，不知黃維是否入祠。

有關解放後民主黨派的地位問題，民主黨派本來不是要來做共產黨的花瓶黨的，民主黨派中多數是抗日戰爭中頭角崢嶸、有風骨的軍政領袖與高級知識份子，參加共產黨政權不可能是為求一官位，但沒想到共產黨的設想完全不同。解放前，1948年10月，民盟由羅隆基代表，提出合法在野黨的問題，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奉毛澤東命回答：「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一個最廣泛的團結絕大多數人的組織，你們說要承認你們是一個合法的在野黨，既是合法的，那就應該到統一戰線之內，而無所謂合法的在野黨了。」另外，1952年6月，毛澤東明確地說：「在各民主黨派内應當有一部份共產黨員和非黨的革命知識份子，他們與左翼分子結合起來，形成骨幹。」如此公然安排共產黨員進入民主黨派，甚而還有擔任民主黨派主席、榮譽主席的情形，至於擔任祕書長、組織部長是為常態，而幾乎每一個民主黨派領導人的私人秘書都是公開或秘密的共產黨員，早是不宣的秘密，使得民主黨派對於中共的依附實質化。所謂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合作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成為單方面共產黨領導比重失衡的相互關係，制度上民主黨派是由中共統戰部在政協的架構下聯繫與管理。

結論

1949年，是一個要命的一年，它不只是一年，而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之前戰亂中艱辛奮鬥的舊時代，令許多人緬懷，而新時代的來臨，多數人沒有準備好，亦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包括多數的共產黨人。而在新舊時代交替的過程裡，一個人、一個家、一個機構、一個黨派，要去那裡？1949年，國民黨潰敗，還有許多人員接到指示撤往重慶，這些人後來大多數不及來台而遭到劫難。我研究與撰寫中國近代史，常感個人與家庭在大時代動亂中身不由己，命如螻蟻，才知建設一個正常國家與正常社會的重要性。

本文主題勾勒1949年前後高級國民黨員投共或降共人員，被編入民革陣列，列為中共朝廷兩側站班的民主花瓶黨首位。許多人在歷次運動中被批鬥入獄、下放勞改，如明朝時期，有異議者動輒廷杖。說不公平，也公平，因為中高級共產黨員到文革時期幾乎無一倖免。可是莫忘那數以千萬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中低級軍政人員以及牽瓜帶藤大大小小機構裡的主管、職員與家屬，不是在抗美援朝中被殲滅，就是在土改、鎮壓反革命中清算，僥倖不死，反右、文革中列為賤民，直至改革開放始得以抬頭。我將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亂世」比做史上「黃巢之亂」，應合乎中國史家直筆之書。至於現在的局面是否為「後三十年盛世」，則有待持續觀察。

1949年4月，國事如麻，黃紹竑參與和談失敗，張治中和邵力子留在北平投共，黃紹竑回南方見代總統李宗仁。黃紹竑憂懼國家百姓將陷入絕境，他寫一首詞，送給李宗仁，其中云：「北國花正開，已是江南花落，剩著牆邊紅杏，客裡漫愁寂寞」，看出國共鬥爭，國民黨失敗，南北分治已無可能，昨日輝煌歲月如流水而去，李宗仁代表的國民黨與民國政府將即崩潰。此刻如何能振衰起敝，拯萬民於危難？黃紹竑選擇參加民革，有他的想法，後人無法得知其意，簡單地視他為「貳臣」，並不公允。

周恩來在抗戰期間於重慶負責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南方局，日理萬機，很有成效。期間蔣介石曾多次要求周恩來協助治理國民黨，甚至希望共產黨與國民黨合而為一，都不成功。中共在內戰中勝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領導北方局）等居功厥偉，然建政後施政屢屢犯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為毛剝奪了周恩來的統戰權，使周恩來無法保護民主黨派，甚至抗戰時期的諸多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亦受迫害。毛掌握軍隊與公安部，直接壓迫與打擊不合其意者，使中共理應實行所承諾至少二十年的聯合政府以及新民主主義在六年半內即夭折。為何如此？我在本文前段中稍有說明，但是有一個外界不太明白的重要因素，即人人喜歡與周恩來總理親近，而懼與毛澤東往來，解放後，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受到許多資本家支持，亦使毛澤東內心不平衡。最了解此情況的是周恩來，周從不與毛爭權，不若劉少奇與林彪因此身亡。以我的看法，如毛能妥善運用周、劉等建國大材，延續新民主主義，容納民主黨派共治，則中國的盛世應在建政後三十年，即七零年代即可出現，由是民主黨派與投共人員皆與有榮焉，兩岸的統一也自然實現。（照片示意圖翻攝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