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昕／坎城短評：得獎與競賽作品分析

2024坎城最佳影片金棕櫚給美國獨立製片導演西恩貝克（Sean Baker）執導的電影《Anora》。（圖／坎城官方）

[NOWnews今日新聞] 2024年坎城影展，由評審團主席《Barbie芭比》導演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頒發了最佳影片金棕櫚給美國獨立製片導演西恩貝克（Sean Baker）執導的電影《Anora》，這份得獎名單可說是自去年《墜惡真相》大快人心的女性電影勝利後，坎城影展再次在評論圈有口皆碑的勝利。筆者試圖整理數部得獎電影的短評，並將針對「什麼是競賽？」的思考與讀者分享。

2024年是一個多變年份，「AI起飛」又一次帶給台灣和世界震撼，世界彷彿反覆告訴我們需要與過往的模式告別。即便如此，今年大多數千禧年前後崛起的男性導演，與一些老牌大師，則用盡了生命不斷的在電影中「強調」一些「事」與「物」，卻不見得奏效，只顯得蒼老、無力、無能。相較之下，節奏躁動、歡快、無與倫比的最佳影片《Anora》導演西恩貝克在得獎記者會不斷強調「獨立電影」必須要存在於「主流院線」，其實《Anora》卻在潔薇率領的評審團中引起討論，評審記者會上他們提到這部片令人想起劉別謙、霍華霍克斯等許多影史經典文藝片。

西恩貝克這次的這次的勝利，能否帶著獨立電影走向主流觀眾，並不只是取決於記者會上捍衛電影放映形式的口號，卻是能在影像上讓新的題材召喚電影史，讓大家繼續沈浸在「戲院體驗」。

因此，實體電影院與串流的戰爭，相對於「AI時代」帶來的「罷工」與「產業革新」的新穎，這個討論似乎顯得過時；但仔細想想與法蘭西斯柯波拉《Megalopolis》的操作相比，讓舞台演員上台跟電影演員對話的「現場表演」，這聲嘶力竭、不忍卒睹的電影與戲劇「跨界」，似乎就顯得我們還沒有真的處理完，我們時代的問題。

「新好萊塢」大師柯波拉與《Megalopolis》的守舊，提醒我們這時代的的影像的當務之急畢竟是，無論「線上」與「線下」，台前、台後，後設或寫實，如何面對「我們慾望」的戰爭。如此一來，柯波拉的憂心也顯得沒這麼老舊。

仔細想想，「物件」的使用，「後設」討論電影本質、甚至觸及當代人「社群媒體」焦慮，是今年坎城電影的公約數。「後設」電影如，令人愉悅的法國電影《Marcello Mio》找來義大利巨星馬斯楚安尼的女兒帶著「假髮」扮演父、cult片傳奇大衛柯能堡《The Shrouds》中用來悼念亡妻的XR高科技「裹屍布」、保羅許瑞德《Oh, Canada》美國加拿大「邊界線」，則讓他用反覆的蒙太奇暴力，釋放對自己生涯的悔與恨。七零年代大師導演需要多少明顯「物」，才能成功穿透讓我們感覺到他們的焦慮呢？Ali Abbasi《The Apprentice》沒有沈溺在川普手上的類安非他命減肥藥，影評普遍嚴苛，批評他這次選擇用這種方式「黑暗風格」，沒選邊站，毫無效果。實際上這部片的美學手法、調度上的成就與《Holy Spider》相去不遠，選材和政治性的操作還是最頂尖影展舞台的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更別提，女性主義剝削電影《The Substance》片尾大撒的血漿、奧斯卡得主索倫提諾讓城市具現化沉魚落雁的美女《Parthenope》在結尾消失為一只「泳衣」，筆者以為這些毫無效果。；寫實主義電影《Wild Diamond》偷香水換錢買「水鑽」讓ig限動閃亮亮，《風流一代》故事結尾出現的AI機器人，可能是本片稍微接近這個充滿「社群媒體」焦慮的2024年的片刻，同樣意義薄弱。歐迪亞的西語歌舞片《Emilia Pérez》、和《The Substance》的「場面」令現場觀眾影評一片叫好的大快人心，可能來自這兩部片的輕盈，對照普遍電影沈溺在如何告別過去的聲嘶力竭。

「什麼是競賽？」不少大師作者用盡生命叩問存在的意義，於此同時不少導演用盡生命擠進坎城競賽，這些聲嘶力竭卻不一定真正告訴我們電影的「競技」意義是什麼。筆者仍舊肯定？今年普遍令人沮喪的電影中，少數珠玉提醒我們，坎城作為電影藝術最高殿堂，如同其他「競技」運動，藝術的競技意義在將舞台化作交流的平台。在看似全面迎向主打去中心、去階層化的新時代，我們其實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回答「一個沒有競賽的時代」對導演是什麼、對觀眾又是什麼，因此我們還是得暫時堅守過往影展競賽的原則和信念。今年許多競賽電影的爽快，只圖一個政治性、視覺感，就像是一個過長的高級的廣告，或一部沒有太大尺度的「porn」。碰巧今年是時尚品牌「聖羅蘭」首次投入電影製作的年份，四部競賽電影由他們投資出品；而政治電影在法國與坎城影展，更時常是有政治宣傳目的，能滿足慾望的效果，伊朗導演Mohammad Rasoulof《一念菩提》可說是未演先「高潮」。

以下是得獎電影短評：

特別獎：《一念菩提》（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by Mohammad Rasoulof（評分：3.5/5）

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而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

故事描述在在伊朗革命法院剛升上檢察官的父親，升上法官的生涯也不遠了，然而檢察官生涯剛到任，就遇上「頭巾革命」，每天都要提告「處死」很多人，在家中兩個青少年女兒卻不了解狀況，女孩們保守的母親在中間「女人為難女人」。故事開演一陣子後，家中各種張力陡升，家中配槍無端失蹤，故事開始像極了一部法哈蒂式的「風暴」電影。

電影千回百轉，場景一換我們又進入不同類型，世界首映現場，電影後段三度全場為劇情大快人心鼓掌，電影結束更有十四分鐘不間斷的掌聲（Standing ovation）。

Rasoulof的作品一路走的正氣凜然卻也走在他的伊朗師傅賈法潘納希、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的步伐上。從當年一鳴驚人的寫實混合紀錄《奔向黎明》、善用空間且初步類型化的寫實電影《浮城記》、鏗鏘有力媒體審查紀錄片《禁止收看》、高度形式化的操弄自然風景詩意電影《收集眼淚的男人》，Rasoulof早期的作品幾乎在法哈蒂崛起前，就已經把潘納希正在臨摹阿巴斯的那些電影語言融會貫通，是否呼應了伊朗更深層的影史，當年的我慎至不確定。當年的我認為，即便不一定登峰造極，卻絕對是伊朗不能錯過的風景。

伊朗政治局勢的演變與藝術審查的惡化，來得又急又快。阿巴斯走了、醜聞被爆出；伊朗政府繼續緊盯潘納希疫，他還繼續拍；法哈蒂幾度登峰造極。
2020年，疫情前的最後一屆柏林影展，《無邪》最後一部競賽片放映，一舉奪得金熊獎。四段式電影，圍繞著監獄發生的四段故事，死刑行刑官、逃兵、執行死刑的士兵...，直接了當的對獨裁政治的審查做出了很好的批判。怎能不動容？當年有很多人很討厭這部片。政治批判電影和政治宣傳電影（propaganda）只有一線之隔。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當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

伊朗在疫情後發生了因為「頭巾革命」有了因女權而起的大規模各種社會示威，擴及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延續之久，這不只是女性主義運動，卻是能根本性地針對地方貪腐、特權階級、世代革命，法哈蒂時代的伊朗電影單向的倫理劇可以蘊含的複雜問題，如今全面向的爆發，我們也不用再通過單一窗口認識伊朗了。

Rasoulof 這次拍了快三個小時的故事，幾乎只發生在車上、一間市區住宅、鄉下小屋，毫無早期作品的生澀、習作、臨摹感，也沒有《無邪》、《不能說的再見》的因陋就簡，對我來說更多的是《正直好人》裡面那種典型的男性創作者在情節電影上面對「體制」的憤怒時，能否適度平衡電影感與正義感的拿捏。這次一點都不枯燥，甚至很像商業電影，很法哈蒂，有些典型坎城爆紅政治電影的氣味。但，這部片的賣座與口碑，太過商業、太過反正宣（變成另一種政宣），這些疑惑最終都會會與作者真正的赤誠錯身而過的，因為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因為，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他下一部電影將在德國漢堡開機。就像電影的片頭字卡提示我們的：菩提的種子會在寄主樹上發芽、抽枝、茁壯，逐漸將其窒息；然後，新的菩提樹就獨立存在了。或許，美學上，這就也是無論在哪塊土地都能發芽土壤的一種方式。

評審團獎、女主角獎：Adriana Paz, Karla Sofía Gascón, Selena Gomez, and Zoe Saldaña《Emilia Pérez》

《大獄言家》賈克歐迪亞（Jacques Audiard）有口皆碑的《Emilia Pérez》，實際上是四個女演員一起拿獎，但「跨性別」演員Karla Sofía Gascón上台領獎時卻誤以為是自己獨得影后，只因歌壇天后Selena Gomez和資深演員Zoe Saldaña都未到場領獎。

《Emilia Pérez》描繪來烘托一個黑幫大佬想要變性、贖罪的故事。片名已經暗示故事主角是誰，但本片確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角，讓這部借用了墨西哥幫派暴力背景的西語歌舞通俗劇，儘管加上了主要人物Emilia變性前後的心路歷程，為讓在Emilia身旁的女人，被綁架的女律師（Zoe Saldaña）、Emilia Pérez還子的母親（Selena Gomez）、現在身旁的同性戀伴侶（Adriana Paz），來烘托變性與贖罪的故事。實際上，如果沒有歌舞場面，沒有大牌明星助陣，相比熟稔這類類型操作的阿莫多瓦，儘管Karla Sofía Gascón投注了自身迷人的「跨性別」經歷，歐迪亞這次在寫實主義故事的疏忽與傲慢，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即便如此，筆者還是替如此「男性」的導演，在主流電影舞台，為性別多樣敘事盡一份心力感感到開心。

男主角獎：Jesse Plemons《Kinds of Kindness》

尤格蘭西默《Kinds of Kindness》其中一段故事讓整片「肝臟」癱在地上，才能說明這部片，就是他的「婚姻故事」。但這也沒什麼，柏格曼的《婚姻場景》也是六個小時。別忘了《婚姻場景》電視迷你劇是。用當代劇情片的規模與規格，《Kinds of Kindness》獲得迪士尼旗下探照燈影業的支持，把一個適合影集多段的故事拍出來，確實是一番成就，更別提本片精彩的卡司Emma Stone、Willem Dafoe、Margaret Qualley、Joe Alwyn，影帝Jesse Plemons才在《帝國內戰：美國內戰》剛交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演出，就用本片大篇幅（實際上甚至跟Emma Stone一樣多）且精湛的戲份，獲得一座實至名歸的坎城影帝。

故事中晦澀的晦澀、深慟，讓人不禁擔憂起導演Lanthimos的演員妻子Ariane Labed，陪伴演Lanthimos走過數部希臘「怪浪潮」電影，在Lanthimos於英語電影的主流世界高飛時，更多年耕於導演創作領域。Labed首部長片《September Says》同樣入圍坎城，卻在「一種注目」競賽。《Kinds of Kindness》三段曖昧不明的故事，那麼廣泛無邊，高深莫測，令人不禁聯想起導演的生命故事；本片編劇是Efthimis Filippou，Lanthimos許久沒有再攜手的編劇搭黨，或許合作關係，也是一種夫妻關係的投射。

現場影評似乎都執著在蘭希默回歸早期風格的失敗，也沒人想認真討論明明擺在桌上，他要深入的「主題」，就像那片肝臟。

最佳劇本：《The Substance》by Coralie Fargeat

結合女性主義敘事與女性剝削電影獲好評的《The Substance》，電影片尾大撒的血漿另所以影評人人稱道，卻比較少人認真討論本片真正的「Substance」應該是女演員的身體，本片用樸實的敘事、平滑的影像，像是真的在一個「換身」物質的廣告片般的精緻，用寬銀幕的震撼，拍出Demi Moore對衰老的恐懼，和Margaret Qualley肉體的青春。老實說，這些我們都在柯能堡電影裡面看過。卻不曾用女性主義敘事來拍過沒錯。事實上，儘管獲得最劇本，但若想看Demi Moore和Margaret Qualley的雙女主演出，對身體政治做出視覺的詮釋，恐怕觀眾會失望吧。還不如去看Qualley前年的cult爽片《聖地》（Sanctuary）。由男導演執導，《聖地》在台灣並沒有上映Qualley在片中扮來自底層的SM女王，與小開上演階級翻轉的戰爭，這點與Qualley真實生活中的「星二代」身份互文，則更顯趣味。

最佳導演：《Grand Tour》（評分：4.5/5）

Miguel Gomes無疑的是許多影迷的英雄，這部片用一個逃婚官員、追逐他的未婚妻的故事，故事分為兩個部分，迷人的第一部分是大英帝國官員的部分，混雜了記錄、檔案資料、片場重演，美輪美奐。第二部分，則切換成追逐他的未婚妻的視角，重演更多了經典老片的氣味，故事層次更多，紀錄性的「旅遊文學」成分減少，詮釋人物心境功能則越來越少，越來越曖昧。

電影全片放映完，觀眾可能還需要時間咀嚼電影看似簡單，卻難以一言道盡的結局。這是一部讓世界大戰前、疫情前、疫情後的各種時間，用電影疊加、壓縮、釋放的現象學過程，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是電影第一部分的切入觀點，但加入了不同性別、不同時間的向度之後，第二部分女性觀點的對照，究竟是解釋了、解脫了、解答了什麼嗎？Gomes無疑的拒絕給出明確的立場和直白的答案。讓這部，他首次攻頂坎城競賽的作品，成為他創作生涯中無疑「最困難」的一部長片。

評審團大獎：《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All We Imagine as Light）by Payal Kapadia（評分：4/5）

Payal Kapadia的《All We Imagine as Light》是一個看似比想像中更質樸的作品。《All We Imagine as Light》故事描述，一對護士室友，帶著各自的感情煩惱，幫著「被都更」的醫院廚娘搬家，各懷心事的三人來到海灘的舒心與解放之旅。許多人問，「這究竟有什麼好拍的？」實際上，我問這部片和阿比查邦《極樂森林》有什麼差別？導演自言，在描繪女性的慾望、印度社會對女性慾望的壓抑之外，這還是一個關於「友情」的故事，既然是關於友誼，就是「女人不要為難女人」的故事。

若看過導演一鳴驚人的「實驗」紀錄片《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就知道他不會輕易放棄社會批判。《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用實驗電影手法，後設自傳性質描繪的一起校園和平抗議事件，針對當時電影學院校長的抗議，後來被警察鎮壓，用詩意手法描繪「運動後」的PTSD和感傷。這層感傷，或許在《All We Imagine as Light》無法明顯看到，只剩下一小段「都更聯盟」集會，但導演仍舊是那個關注在大的社會變動下，個體之間如何連結、維繫、保護情感，照料且不擠壓彼此慾望空間的作者。

她甚至在坎城影展頒獎典禮上聲援坎城影展工作人員的勞權抗議。導演在訪談中自言，求學期間喜歡高達，但在我看來在這個女性觸感的層次上，他更接近高達後來的伴侶米耶維勒（Anne-Marie Miéville）。我在這裡不是要神話「FTII」的名校形象，或者醜化名校形象，也無意替我只看過兩部作品，卻已經拿下大獎的新銳導演背書、造神。

當坎城的我們（通常是男人）一邊在罵尤格蘭西莫《Kind of Kindness》太過男性、太過重複，回想年初，我們是怎麼面對社群上《可憐的東西》是否是「女性主義」的爭議，在這些對「性」、「潛意識」的討論越來越開放，我們還剩下什麼不能揭露的戰場？如果一個跟隨潮流的觀眾、一個探看風向的KOL既不能喜歡《Kind of Kindness》、也不能喜歡《All We Imagine as Light》，那他今年該推崇哪部片？《Anora》？對我而言，蘭西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儘管靠向好萊塢商業迷失了一些風格，但他和他的編劇夥伴對佛洛伊德的理解始終沒有長進，卻與其他坎城男孩俱樂部導演一樣，越來越是當今美學的領航者，今天能對他有這些反省，當然難能可貴。

我們對蘭西莫的反省，是建立在對世界各種族群、種族、階級脈絡下的女性主義創作者夠深刻的理解嗎？

辨識、慎選你的戰鬥，或許這就是友誼可以給我們的最好意義，《All We Imagine as Light》最美妙之處在於，即便她的女性主義討論基本，但踏實。導演甚至提到，他是為了「All We Imagine as Light」這句話很美，而把它加入電影台詞，在電影末段一場阿比查邦感強烈的場面中，而這也是全片我們看到從寫實主義過度到魔幻寫實的驚鴻一瞥。

這給我們一個啟示：或許，「魔幻寫實」的發生並不一定在創作上是來自極端嚴格的田野調查、完全正確的身份政治審查、絕對道德至上的社會關懷；卻可以是一個內在平靜寬厚的作者，來自私人的、文學的、感性的片刻，讓自己被想像成光，在電影現場，照亮影像。若電影的想像力能讓我們找到一個，化解當代性、後現代性、寫實倫理與形式主義衝突的可能曙光，我們汲汲營營尋找那道光，其實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裡的日出、夕陽。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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