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韋安／半導體經驗可讓台灣未來更好

3個黨不妨從台灣半導體產業，從無到有，成為今日的「護國神山」，和全球高科技產業鏈「關鍵角色」歷程中，來發掘「合作共好」的法則和秘密。並運用到現實政治中，來讓台灣未來會更好。（圖／翻攝自Pixabay）

[NOWnews今日新聞] 如何以「群利」，激發「群力」？政黨若願意首重，民生經濟的「群利」，才能激發長遠的「群力」支持。大家一起打拼，成為歡樂英雄。而非始終活在恐懼，和失去的權勢陰影中。「力」有「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創新力」。力為先，齊力「群力」更為先。力至利至，「有了利才有和平安樂」。社會和國家，才有可以穩定永續發展的未來。

現在已經到了7月初了，2024大選已過了快半年，綠藍白3黨，還仿佛在大選狀態，天天在激烈的政治攻防。都以批評攻擊敵對政黨的「不好」，來證明自己「還好」。

政黨競爭、鬥爭，理所當然，但現在看到的，幾乎全是負面競爭，聽不到3個黨，有任何發展民生經濟的，政策或立法主張。變成一場，只是為了爭奪政治版圖大小，立委選舉的延長賽。

結果，你爭我奪只比出來，哪個黨在選民心目中「還好」，其它黨的不好。這樣下去，未來4年台灣會「更好」嗎？

3個黨不妨從台灣半導體產業，從無到有，成為今日的「護國神山」，和全球高科技產業鏈「關鍵角色」歷程中，來發掘「合作共好」的法則和秘密。並運用到現實政治中，來讓台灣未來會更好。

一、「合作共好」，兩個人很關鍵

先來看2個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如何「合作共好」，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奠定基石。

1970年代初，政府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顧問潘文淵，提出發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建議，得到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支持。愛做事、敢做事，又信任人的孫運璿，並聘請潘文淵為半導體產業發展計劃的負責人。

而具體落實推動，奠定台灣半導體產業基石，且有今日成就，還有「兩個關鍵人物」。

一個是胡定華。1943年出生於四川，1948年5歲的他，跟隨國軍空官父親和母親，從大陸來到台灣。成年後，胡定華先在台大取得電機系學士，後來取得交大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再留學美國。

1970年，取得密蘇里大學電機工程博士的胡定華，回台灣在交大電子工程系任教，並繼續研究半導體技術。

1973年，不認識潘文淵的胡定華，毛遂自薦，主動找上這位，當時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計劃的負責人。潘文淵也賞識器重胡定華。讓他先後領軍成立，工研院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和工研院電子所。

1976年，民國政府與美國RCA公司簽約，取得半導體製造技術。胡定華出任技術移轉計劃負責人，並帶領工研院電子所同仁，至美國學習半導體製程。

RCA案不祇是學習半導體生產製程，和技術轉移，胡定華的目標是整個產業的轉移，並加以精進改良。胡定華是位，敢拼、敢做、敢創新的，科學實踐者，也是時勢創造出浪漫英雄。

他以雄心壯志和過人的行動力，規劃並帶領台灣半導體產業實現「夢想三部曲」：

1，整套學來半導體的核心技術和製程；
2，在工研院創設小型示範工厰，驗証學習到的技術；
3，協助推動成立聯電、台積電半導體公司，進入產業生產。

而另一位和胡定華一樣，有著科技強國夢想的，台灣半導體界傳奇人物張俊彥，還有交大的學子們，和工研院的研發同仁們，以及新竹這個奇特之地，機緣巧合匯集在一起，力挺和支持胡定華，讓他達成了半導體產業「夢想三部曲」。

1937年高雄鳳山出生張俊彥，自幼就想成為科學家。而他曾在高雄中學，擔任過訓導主任父親張火木，在白色恐怖時期，1950年台南的「麻豆事件」中，被捕判死刑遇害。

張俊彥因此被牽連，成大電機系畢業後，無法出國留學。但勤學的他，在台灣繼續深造，後來取得交大電子研究所碩士，和交大工學博士。

1960年，還在讀研究所，張俊彥便開始鑽研半導體。1963年起就指導學生，教育培養台灣的半導體、電子資訊科技人才。張俊彥先後在交大、成大任教，擔任過系主任和工學院院長，以及交大校長。

1964年，張俊彥與他人共同創立，台灣首座半導體研究中心，開始研發矽電晶體，1966年又開始研究積體電路。因在半導體領域的研究，獲得國際級的科學成就，張俊彥被聘為中研院院士，和美國國家工程院海外院士（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張俊彥、胡定華，1970年同期開始任教於交大。而這兩位出生背景完全不同，一個是民國撤台空官之子，一個是台灣白色恐怖受害者之後，卻成為好友、好鄰居、好同事。

張胡2人「合作共好」，從教育界到產業界，一直密切合作、交流互助。他們共同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人才教育，科學實驗和生產技術培訓。日後台灣能在全球高科技產業佔有一席，他們是最早期的開拓者，和靈魂人物。

胡定華將潘文淵的半導體產業計畫書，落實為自有技術和生產運用，先後協助聯電、台積電的成立。張俊彥除教育培養，無數台灣高科技產業人才，他的研究，讓台灣半導體科學與國際同步，甚至走在前面。

胡張兩人好像現代版笑傲江湖中的「曲洋、劉正風」，來自不同成長環境和政治背景，卻能終生合作，共同譜出台灣半導體的「笑傲曲」。

二、勤儉刻苦、風水寶地，帶來的「契合更好」

再來看看，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與新竹客家人文，是如何的「契合更好」。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說，聯電若不是創立在新竹科學園區，可能就沒有今天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風光盛世。

台灣第一家大型半導體公司，由工研院發起的「聯華電子」（聯電），1980落腳在同一年創立新竹科學園區。新竹有著濃郁的客家人文風氣，當地人勤儉刻苦，任勞打拚。讓聯電得以開創出，一種全新半導體產業文化。

聯電由工研院的科技人，負責經營管理營運，而非企管、商業背景人士。他們把科技研發的創新精神，運用在管理制度的革新上。

面對高昂半導體生產設備投資，每年固定的成本攤提壓力，聯電管理層創新發想，既然週六日可以加班，為什麼不能一年365天，天天不中斷地連續運轉？

這樣，全年設備運轉，與扣除節假日只利用200多天，攤提的財務成本就可以相對大幅降低。

而這群科技人管理層比生意人，更有同理心，和人性化思維。聯電設計出一套，365天運轉生產，夜班高薪、加班獎勵，國定假日上班補償等，合理的薪資制度。原本員工不願意上夜班，但聯電把夜班薪資，增加到讓日班員工，都願意主動要求來上夜班。

聯電與刻苦耐勞新竹人的「契合更好」，創造了「多贏的局面」。連貫性不停機生產，避免生產線無人時粉塵污染，提高了產品良率；產品交期也縮短，提高企業競爭力。聯電淨利率增加，可再投資高速發展；員工薪水增加，成為令人稱羨高薪就業者。

後來，把三班生產制，又革新改成日夜兩班制。日夜兩班制，12小時上兩天班，休息兩天，實際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時數，由8小時，減少到6小時。

即使有合理的誘因，把三班制改變為二班制，科技人管理層，還是小心翼翼，用人性化導引方式，而非決策後命令方式來改變。

先從一個小生產單位試行，看看這個單位員工是否可以適應，以及其他單位員工對這項改變反應，和主動接受意願。

這項比365日運轉，更有難度的生產管理模式改變，在受員工歡迎之下，得以順利推動完成。一天交接班2次，比一天交接班3次，減少一次停卡，不僅生產效率提高，產品品質良率也因此提升。

這些半導體產業，生產制度的創新與改變，全部或部分，後來慢慢都被台灣和其它國家的同行跟進仿效，形成一種全新半導體產業文化。

而最重要的一點，改變是從新竹這個特殊，有著勤儉刻苦，願意打拚改變的人文之地開始的。若是其它地方，或其它國家，可能會很難如此順利地推動。像是未來，在美國完工投產的台積電，很難踐行這樣是產業文化。

三、「團結最好」，分紅配股開創產業風氣，以「群利」才能激發「群力」

聯電前榮譽董事長、副董事長，曹興誠與宣明智，在外界眼中總是「曹規宣隨」，默契十足的搭檔。他兩「合作共好」30多年，私下和公開從未爭執或鬧過義氣。

宣明智從未去搶什麼風采，但曹興誠為宣明智出書站台時，很誠懇地宣揚，「『老宣』是點子王，以前聯電會成功，我都是靠他」。他特別強調，「管理學有千千萬萬種，但老宣有實際經驗寫的書，更值得參考研究」。

曹興誠還把聯電推動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歸功給宣明智，說宣在竹科創造1000個以上億萬富翁。

其實，聯電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是曹興誠和宣明智共同謀劃和一起推動的。當初這項制度，面臨聯電投資方的不少阻力，曹宣2人花了3年多時間，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經過與投資方長期「鬥智鬥勇」，最終才得以達成。

聯電是台灣第一家推出制度化，員工分紅配股的半導體高科技公司，也樹立了有利於該產業在台灣，後來居上快速發展的一種長期企業文化。

員工分紅配股制，使員工、管理層和股東，都成為企業創造利益的分享者。連基層員工都會在意關心，產品的品質和生產效率；注意原料成本節約，幫助（或監督）旁邊的同事生產作業。勞方與資方，形成一種「團結最好」的企業內部人際生態鏈。

特別是，基層員工願意從一線生產作業經驗中，積極主動地向技術人員及管理層，提出實用的建議，一起來解決改良，生產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和瓶頸。形成一種從下而上，生產技術創新和工藝改良的積極風氣。

正是因為這種風氣，在晶圓代工1千多個工藝流程中，台灣的半導體公司，累積出幾百項工藝和生產技術創新。讓台灣半導體生產良率，高階製程晶片的市佔率，始終在同產業，領先全球其它國家。

而以上這些，人與人、企業與地方、資方與勞方，多重的「合作共好」文化，使得管理層與基層，友善團結的凝聚力。

「利」有「短利，長利，己利，群利」。企業若看得懂「長利、群利」者，會激發眾人之力，共創事業達成「群利」。

台灣半導體產業（企業），用員工分紅配股追求「群利」。合理分配利益，激發「群力」和士氣。企業才有源源不絕的，穩定創新力和生命力，維持長期的世界級競爭優勢。

1985年，張忠謀出任工研院院長後，認為台灣在IC設計和技術開發，兩個領域都不甚在行。但有製造面優勢，產品良率高、相當突出。從作業員、領班、研發人員，到工程師，都有相當高的水準。

於是在短時間內，張忠謀便做出成立一家專業晶圓代工公司建議和決定，也就是後來的台積電。而後，台灣半導體產業演變發展成為，如今世界上「最好」的晶圓代工生產基地。

四、企業「共好」經驗「群利而群力」，政壇可鑒

如果能從這些產業發展，諸多「合作共好」的經驗中得到啟發，用另一種政治模式和風格，來做為台灣政黨競爭的路數和策略，或許才能把綠藍白3黨，只爭搶百姓心目「還好」的政治權力版圖，提升到一起競爭，「更好」的台灣未來境界。

當幾個政黨，願意從「戰鬥型」政黨，轉型為拚做事能力的「建設型」政黨時，從負面競爭，改為正向競爭，台灣也才會更好。

政黨若願意首重，民生經濟的「群利」，才能激發長遠的「群力」支持。大家一起打拼，成為歡樂英雄。而非始終活在恐懼，和失去的權勢陰影中。

力為先，齊力「群力」更為先。「力」有「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創新力」。力至而利至，「有了利才有和平安樂」。社會和國家，才有可以穩定永續發展的未來。

而台灣政壇，若總是在兩極政治、人民內部顏色對立，沒有團結、沒有「合作共好」的基本共識之下打轉，台灣的產業優勢，有一天也會慢慢失去「更好」的遠景。

●作者：韋安／資深媒體人、高端策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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