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劉備、孫權…三國時代的人名為何大多只有一個字?

曹操、劉備、孫權…三國時代的人名為何大多只有一個字?

關於中國人的名字有很多有趣的現象。例如東漢、三國、西晉近三百年時間裡,人名用單字,就是一個字的特別多。隨便舉幾個耳熟能詳的人,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夏侯惇、司馬懿,關羽、張遼、周瑜……姓有一個字的,也有兩個字的,例如諸葛、夏侯、司馬,可是名全是一個字。當然,偶爾有兩個字的名,例如黃承彥、戲志才,但畢竟是少數。

為什麼當時的人取名喜歡用單字呢?這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先說明,古人有姓、有名,還有字,名和字不同。不過現在的口語都叫名字,其實只相當於古人的名。為了方便起見,後文都用名字來指代古人的名。

接著來說單字名的事,先說簡單的。西漢元始二年(二年),漢平帝下了一道改名詔書:「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漢平帝本來叫劉箕子,這個名字用了兩個字,「箕」是「簸箕」的「箕」,所以叫「皇帝二名,通於器物」。漢平帝就下詔,自己改名為劉衎,「衎」是「出行」的「行」,把中間劈開加了一個「干支」的「干」。詔書說:改成這個字就符合古代的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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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朝政大權實際在王莽手裡,漢平帝下詔改名其實是王莽的意思。據《漢書.王莽傳》和〈匈奴傳〉記載,就在漢平帝改名前後,王莽還頒布過一個法令:「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就是漢朝人取名字,不能用兩個字,只能用單字。後來不只漢朝人改了,連匈奴人也把名字改成單字。

當時名字用兩個字不僅犯法,還會受到嘲笑,史書記載叫「中國譏二名」,就是譏笑二字名。王莽有個孫子叫王會宗,也在這波改名浪潮中改叫王宗。後來王莽篡位稱帝,建立新朝,這個王宗整天想著當皇帝,結果陰謀敗露,自殺了。做為懲罰,王莽就把王宗的單字名「宗」恢復成二字名「會宗」。可見那時用二字名不僅法令不允許,還是一種侮辱。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恍然大悟:哦,原來後來三百年,大家都喜歡用單字名,是因為王莽啊。本文開頭說了,單字名這個事情,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簡單的說完了,複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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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得先說王莽。眾所周知,王莽建立的新朝最後被推翻了。劉秀建立東漢,王莽被定性為奸臣篡位,他的法令制度全部被廢除,改名令肯定也被廢了。王莽還改過官名、地名,這些名稱對後世幾乎毫無影響。而且從漢末王莽執政,到最後新朝被推翻,總共二十多年,僅影響到兩代人。

按理說,王莽一道改名令,不可能影響到後來三百年裡人們取名字的規則。這背後還有更複雜的原因。

這事還得從儒家經典《春秋》說起,它是中國著名的編年體史書,現存版本據說是孔子修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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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記載一件事,原文是:「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說魯定公六年(前五○四年),魯國大夫季孫斯、仲孫忌率軍包圍鄆城。乍聽起來,好像和人們的名字用一個字還是兩個字,沒什麼關係。

但問題是,仲孫忌的全名叫仲孫何忌,《春秋》記載這件事時,少寫了一個「何」字。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可能少抄一個字,也可能是為了省竹簡,把名字簡寫了。

這個疑似筆誤,被一幫搞研究的人盯上。他們覺得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春秋》是唯一一部孔子親自寫成的,每個字、每句話都蘊含著孔聖人的「微言大義」。而這些研究人員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微言大義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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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三部解釋《春秋》的著作,分別是《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羊傳》對「仲孫何忌」寫成「仲孫忌」這件事發表看法,說:「此仲孫何忌也,易為謂之仲孫忌?化二名。二名,非禮也。」《春秋》還有把「魏曼多」的名字寫成「魏多」,《公羊傳》也大發感慨,說:「此晉魏曼多也,易為謂之晉魏多?化二名,二名,非禮也。」

總而言之,在《公羊傳》的作者眼裡,《春秋》把二字名寫成單字名,是覺得二字名「非禮」,不符合禮法。可是名字取一個字還是兩個字,和禮法有什麼關係呢?

這就和古人名字的避諱有關係了。同樣是儒家六經之一,《禮記》的〈曲禮上〉有一句話叫「二名不偏諱」。這個偏是「偏向」的偏。這句話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按照字面,說如果一個人的名字有兩個字,那麼這兩個字的避諱不能「偏諱」,就是不能只避諱一個字,而是兩個字都要避諱。另一種解釋認為,這個偏字是「徧」的通假字。偏是一個單人旁加一個「扁」字;「徧」(「遍」的異體字)是一個雙人旁加一個「扁」字。兩個字很像。如果這麼解釋,就是「二名不徧諱」,也就是如果名字有兩個字,避諱一個就行了,不用兩個都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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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這兩種解釋哪一種更接近原著的意思,但《公羊傳》的作者支持第一種解釋,就是說名字如果有兩個字,都要避諱。東漢時期,著名的研究《公羊傳》學者何休曾說:二字名「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就是說,名字用一個字,容易避諱;要是用兩個字,都要避諱就很麻煩。

名字一旦和禮法攪在一起就麻煩了,特別是秦、漢以來,皇帝一家獨大,皇權愈來愈強,為了突顯皇帝的至尊地位,相關的禮儀就愈來愈嚴格。漢代皇帝的名字,臣民都要避諱。如果翻看帶有古人注釋的《漢書》和《後漢書》,就能在注釋中看到皇帝叫什麼名,具體避諱時,用哪個字。

例如漢朝開國皇帝,姓劉名邦,「邦」字要避諱。遇到要說「邦」的時候,不能用「邦」,而要用另一個字「國」。漢初的宰相叫相國,在這之前叫「相邦」,為了避劉邦的諱,才改為「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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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時,儒家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公羊傳》屬於今文經學,本來就是個學術派別,對名字和避諱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想加強皇權,由於今文經學,特別是《公羊傳》能夠為他的皇權專制提供理論支援,所以漢武帝特別推崇今文經學,推動西漢皇帝獨尊今文經學的關鍵人物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傳》。漢武帝在中央政府設立今文經學的博士,這些博士有權議政。於是,今文經學就成了西漢官方的意識形態。當時今文經學的影響力極大,絕大多數學者都在研究今文經學;而研究今文經學又可以進一步走仕途,甚至西漢中後期好幾任宰相都是今文經學的專家。「二名不偏諱」、「二名非禮」的觀點,可能就是此時逐漸獲得官方和民間知識分子的承認。

舉三個例子。西漢昭帝劉弗陵繼位後,按照制度,臣民要避諱他的名字。朝廷規定,只對「弗」這個字進行避諱。看上去符合「二名不偏諱」的原則,但漢、魏時期的張晏認為是劉弗陵改名叫劉弗,只用單字名,不用二字名,大家避諱起來很方便。若是按張晏的說法,漢昭帝遵循的就是「二名不偏諱」、「二名非禮」的原則了。

這個還有爭議,但後面還有例子。漢宣帝劉病已繼位,改名叫劉詢,也是二字名改單字名。再後來,漢平帝劉箕子改名劉衎,同樣是二字名改單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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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平帝改名時特別指出,以前的「箕子」是二字名,用的字還是大家平時用的器物,這樣人們避諱很不方便,所以改成單字名「衎」,而且這個字很偏,一般用不到。因此詔書說這「合於古制」。按照今文學家的解釋,這個古制就是《禮記》的「二名不偏諱」和《公羊傳》的「二名非禮」。

王莽執政前,無論是朝廷官方,還是控制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他們其實比較認同「二名非禮」的觀點。也許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流行用單字名了,只不過朝廷沒有明文規定,學術圈沒有完全形成定論,即使用雙字名,也沒人管你。

後來王莽推行改名令,明文規定用單字名,只是對這個趨勢又往前推了一把。所以說,不是王莽的改名令,人們才開始用單字名;而是有了改名令後,本身已經流行的單字名使用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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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王莽的統治時間不長,諸多法令後來也被廢除,但單字名的習俗不但沒有廢止,反而隨著有文化和講禮法的人愈來愈多,這種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雖然在東漢,今文經學逐漸衰落,古文經學逐漸興起,但仍然沒能把人們這種觀念再度改變過來。因此,東漢、三國、西晉都流行單字名;由於沒有明文禁止,取雙字名的人也是有的,只不過數量很少。

到了東晉南北朝,一方面道教和玄學興起,新的習俗產生,掌握文化的門閥貴族如果信仰天師道,往往會在單字名後面加一個「之」字,「之」在名中代表其宗教信仰,與佛教徒以「釋」、「法」、「曇」用在名字中類似。也就是說,「之」用在名字中,只是代表宗教信仰,代表這個人是天師道信徒,就和教名差不多。

例如王羲之、王獻之、祖沖之都是這樣。另一方面,南北朝時期,寒門興起,這些人文化水準一般,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僅是南朝皇帝裡,就有不少是二字名的。到此時,貴族和寒門子弟的名字都開始用二字名,過去「二名非禮」的規矩,自然就被打破了。

*本文摘自《究竟諸葛亮:鴻圖之下臥龍世代》,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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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路


網名劉史君,資深編輯、歷史研究者。

北京出版集團京版若晴公司文博編輯部負責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主攻三國史、宋史。

編有《三國志蜀書集釋》,音訊課程有《跟諸葛亮學人生布局》、《三國「職」南針》,著有《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趙匡胤》、《這樣好讀的歷史.宋代的繁華》、《史家胡同循跡》,今日頭條「頭條中國史」主講嘉賓、喜馬拉雅「喜馬講書」歷史圖書解讀人。承擔《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清代卷》、《中國革命烈士設施志.國家級烈士紀念設施卷》等國家級出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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