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的戲劇化藝術／張勇

——讀刁仁慶《紅色任務》

張勇

當我捧起《紅色任務》一書時，春日煦暖的陽光投射到陽臺的書桌上，散發出一種感人的光芒，小說從內到外，散發出一種充盈而豐沛的藝術魅力，給人一種感召性的精神力量，莫名地激發起對百年前那段充滿鬥爭、動盪和混亂時局的革命歷史之深度追憶和經過百年歷史厚度沉積之後的冷靜反思及理性過濾之後的藝術化處理。

這種現場感和代入感，是由刁仁慶的小說《紅色任務》營造出來的，是一種藝術化的再現，更是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更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藝術修煉，在文學意義上的復原革命歷史現場，給予我們身臨其境的藝術氛圍。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大革命失敗後，中國何去何從，是擺在中國人面前最大的未知數，也是各階級鬥爭的焦點，社會矛盾空前激烈，新舊軍閥、各色買辦、腐敗無能的各級官僚與最廣大的農民、工人等人民群眾處於極端的對立狀態，是火藥桶的臨界點，隨時皆可燃爆。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將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小說《紅色任務》就是以秘密護送140餘名“六大”代表出境去蘇聯參加此次會議為核心，在糾葛複雜的矛盾衝突中，展開了一場異常緊張激烈的明槍暗鬥……

“三城”故事，充滿了傳奇和張力色彩，讓小說波詭雲譎，同時也賦予了胡春江、胡春海和羅高明等小說主要人物極大的騰挪輾轉之空間。滿洲里、哈爾濱和上海，在空間上也是一種對比，這進一步拉大了歷史時空的距離感和隔離感，充滿了文學的審美張力和藝術想像飛騰空間。歷史的故事和現實的故事交融交匯；顯性的故事和隱形的故事；暗線明寫，明線暗寫；而且歷史和現實、顯性和隱性、暗線和明線互為交織，草蛇灰線，伏脈千裏，一部五彩斑斕、波瀾壯闊的宏大革命史詩無形中在作家的筆下初露崢嶸。

情節敘事上的旁見側出法和複雜人物的多維透視。這種筆法來源於《史記》，司馬遷為了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有的是在一篇傳記中同時寫出人物性格的幾個側面，有的則是採用旁見側出法，通過多篇傳記完成對某個人物形象的塑造。譬如《高祖本紀》主要寫劉邦帶有神異色彩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劉邦形象的另外一些側面，譬如《項羽本紀》中的貪財好色，《留侯列傳》的猜忌功臣，《酈生陸賈列傳》慢而侮人等等。

刁仁慶則把此種方法全局性地運用到《紅色任務》上，他對人物的塑造，是通過多個故事完成對某個人物的塑造，或者是在一個故事中同時寫出人物性格的某些側面，從而最終完成對人物性格的刻畫。胡春江本來是執行140餘位代表出境，最後卻被告之出境任務是由他的大哥胡春海完成的，自己圓滿完成的是迎接140餘位代表回國，出人意料之外卻在意料之中。這種旁見側出法又稱為互見法，可謂相得益彰，創造性地運用到小說中去，可謂匠心別具。

從作家動筆之初的2018年5月，我就有耳聞，追溯起來，作家醞釀、構思的時間更早，可以說是他當兵、任新聞科幹部之時，都是他的創作準備時期，這樣算起來有幾十年的藝術、人生經驗積累，怪不得刁仁慶能駕熟就輕，做到了胸有成竹。至此，我看到了一個成熟作家對寫作追求卓越之路的坎坷與艱辛，正如他的夫子自道：“人生就像烙餅，得翻夠了回合才能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