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戴哪款手錶，決定了你是不是更好的人？專家揪「1陷阱」害你心窮
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
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泛指任何帶給我們錯誤價值觀的外界財物、象徵、成就、數字、頭銜、資歷或證書，或是使我們相信，別人一定是因為擁有這些條件才會比較快樂、成功、滿足。一旦採信「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我們就會永遠信奉這個迷思：我們的身分和我們的價值與我們的謀生之道、我們的消費方式，或是我們用於展現社會地位的頭銜和證書密不可分。
當我在休士頓頂級投資公司工作時，蒐集更多4位數手提包，當然看起來對我比較好。但我的個人和事業領域一轉變，那些皮包就再也不是亮麗的尾羽或盔甲了，它們反而透露我跟別人不一樣。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是個以地方傳統和悠閒氛圍為傲的城鎮，身為新居民，我的皮包只會暗示我顯然沒有融入當地社群，當然也不是當地商界菁英。
他們更喜歡4位數的牛仔靴和高價羊毛外套，這些東西讓內行人一看便知，就算當地文化樸實無華，他們的樸實無華可是很貴的。而這就是「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的問題所在。這些定位讓人感知到的力量是不穩定、靠不住的，因為熱門和冷門的事物會因比較組而異，說變就變。
如果我們在人生路上不斷收集有缺陷的人生定位，我們會動輒放大某一個人生定位賦予自我意識的相對個人價值。比方說，旅行記者覺得可靠的舊行李箱無法反映他的專業地位，他就是把自我價值縮小塞進一件行李中。因為認定一雙流行運動鞋能在開學第一天讓自己看起來很酷，就把打工一個暑假的所得通通敗在上面的青少年，也是同樣的情況。
如果僅止一次，這樣的定位可能無傷大雅，但要是我們對於真能代表人生意義的價值觀和人格特質毫無明確的觀點，追求「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就可能致使我們犯下毀滅性的判斷錯誤。
就像涉入2019年大學入學醜聞的爸媽，他們為孩子行賄、竄改測驗成績、捏造運動成就；因為認定某些「菁英」學校對孩子和他們自己而言，是如此珍貴的人生定位，他們不惜撒謊、欺騙、竊取別人的機會，只為替自己的孩子弄到一席之地。
李文森博士告訴我，如果「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深嵌於我們社會的價值觀，要脫鉤就比較困難了。「我們的國家建立於多多益善的觀念：更多土地？能拿就拿，不拿就是笨蛋，而這麼做會傷害誰，或你是竊取誰的地，無關緊要。我們本來就該擁有更多，」她這麼說。
「要擁有更多才能驅動商業的輪軸。但要是我們可以用同樣的心力來餵飽更多人，而非吞噬更多人呢？這是個革命性的問題：這裡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才是真正對我好的？那也能造福這個世界嗎？」
如果「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所營造的錯覺，已滲入文化每個層面，偶爾重新評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很重要了。例如，問這個問題或許有幫助：就財務而言，付出這個額外成本對我們合理嗎？
沒錯，你需要給家人遮風擋雨，但或許你不需要有游泳池的別墅；也許孩子不需要一人一個房間；或者，如果這些事情對你很重要，你可以接受抵換嗎？比如剩下比較少的退休或大學教育基金？你也可以問：這個物品或經驗支持你真實的自我嗎？換句話說，你真的想要、真的需要最新款的智慧手機嗎？你不是才說你想要少花點時間在3C上嗎？
有時候，當我們不確定某一個人生定位真正的價值時，衡量可能錯失的機會，也能把那看得更透徹。例如，我從未忘卻，我「羞恥壁」的皮包可以養活一戶美國4口人家一整年；或是為「成功衣著」的受訓學員購買150件套裝；或是支付200名貧困學生一學年的學用品。近年來，我已開始投入更多時間和慈善捐款於支持女性經濟自主和幸福的理念。
以往，那些該死的皮包會令我心情沉重，讓我渴望添購來年的新款。相形之下，改而追求以社區為基礎的志業後，我覺得更輕鬆，與外界的人物和想法有更好的連結，也從不斷想要更多的需求中解脫了。
成功的錯誤迷思
工作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領域，人類在這裡集體採信彼此「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下面的例子相信大家都能心領神會：想想前一次在派對上主人介紹你跟某人認識。主人是用對方的職業當介紹詞嗎？也許她說：我想要介紹馬克給你認識，他是兒童醫院的外科醫師。才一眨眼，馬克就變得更有趣、更帥氣、更性感，不再只是那個領帶上沾了芥末的傢伙了。
但萬一我們的職業無法讓人明白我們的價值呢？萬一主人說的是：這位是馬克，他有7個兄弟姊妹、12個姪子女，還新養一隻小狗狗呢。或者，這位是瑪西，她喜歡蒐集老郵票和在她的吊床上讀傳記呢。換句話說，萬一我們介紹彼此的方式，是讓我們明白彼此有哪些共同的人性，而未提及我們領薪水的工作呢？
別誤會了，我不是說金錢和工作不重要。我只是說，要是把金錢和工作當成衡量我們為人價值的主要基準，它們很快就會顯出毒性。不論西方文化怎麼告訴我們，光靠金錢和工作不足以創造有意義的人生。
然而，西方文化通常以深植於生產力的標準來衡量「成功」，這種衡量標準的問題在於它沒有終點。例如，無論「外科醫師馬克」動過幾次成功的手術，都無法使他成為更好的丈夫或父親；不論我拿到多少金額的年終獎金支票，就算那能給我暫時的愉悅和舒適，卻不能使我永遠更快樂。
事實上，錢一入帳，我就發現自己下一次好想、好想得到更高的獎金。這就是人性，對吧？我們就是會不由自主把生產力和自我價值連在一起。這個現象幾乎存在於每一種工作環境，例如在學術界，就連非常聰明的學者也會執著於和他是否為優秀教育工作者沒什麼關係的自我價值定位。
我一直在講現在學術期刊必須達到的「影響指數」或「影響分數」，這些「指數」基本上就是衡量期刊裡一篇普通論文在某段期間被其他論文引用的頻率，這個評級系統可能會讓你對那篇論文的價值產生錯誤的認知。
「2、30年前，我發表論文的期刊沒有什麼影響指數，沒有某人創造的數字讓人們量化一部出版品，藉以跟其他出版品比較。」《為進步定價》作者伊萊．庫克博士這麼說，他是以色列海法大學高級講師、史丹佛大學人文中心訪問學者。
「但現在簡直瘋了，好像我全部學術生涯可以用一個數字總結似的⋯⋯有人創造了這個，其他人便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庫克博士告訴我，人就是很容易卡在僅以單純分數為基準的自我價值。當初設計這個概念的人是為了提振生產力，但很快地，這些等級就成了教授和科學家生命的重心。
「人生簡直遊戲化了，」他說：「你得拿到這些數字，你的人生變得跟電玩一樣。」庫克博士認為這是現代文化的產物。他說，在18世紀，美國人的生活和自我價值主要與「職能」一詞緊密相關。
「我們現今稱為經濟成就的概念，對18世紀多數美國人而言，就是有足夠的食物供養家庭、過著相當舒服的生活方式、不必背債，也不必聽人使喚。」庫克博士對我解釋：「只要我能把食物放上餐桌⋯⋯那便帶給我自由，因為我不必為別人工作，這在美國早期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但今天，在我們看來，以往建構成功人生的概念，似乎太簡單了。在以生產力為基礎的文化，被迫相信「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的壓力是如此不著痕跡，我們甚至沒有察覺自己也是共犯。
例如，我有個朋友，我一直認為她是「成功」人士，她在服務的法律事務所升任主持律師，又被提名為全美頂尖智慧財產權律師，我想，「哇，她是怎麼辦到的？」你可以想像，當她向我透露，她內心覺得自己支離破碎時，我有多驚訝了。
她仰賴咖啡因和抗焦慮藥物；她的幼子開始比較喜歡保母陪伴；她的伴侶待她像室友而非愛人。我對她個人的掙扎完全感同身受，也分享她的故事提醒大家，我們有多容易用錯誤的條件定義「成功」。
往往，當我們說某人成功時，我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的事業有穩定進展，或者他們住在大房子，或者他們永遠在忙。但擁有高貴頭銜、最多的物質，或密密麻麻的行事曆，未必能轉化成為完整、有意義的人生，遑論成功。
花點時間，回想某位你知道很成功的人。你是怎麼知道的？是因為他好像賺了很多錢？或是因為他有個慈愛的家庭，家人喜歡一起消磨時光？他們成功是因為每天清晨5點出門工作，然後穿著「權力套裝」進辦公室？還是因為不管人生帶給他們什麼，他們似乎都意志堅定，澄明而平靜？
我們的社會欣然接受「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的事實，有廣泛深遠的影響。例如，研究人員發現看似富裕的求職者常獲得不公平的優勢。一系列在印度和美國進行的研究，試圖判定「感受到的財富」是否可能產生光環效應。在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分為3組，各給予一個名叫「阿俊」的假設人物的膚淺細節。
一個群組被告知阿俊銀行裡有5000盧比，另一組則被告知他有5000萬盧比；對照組則沒有獲得任何銀行的細節。研究要求所有受試者評估阿俊「喝茶」、「晚睡」或「喜歡板球」的可能性。
然而在這看似親和的評級列表中，也散布了其他問題，要受試者推測阿俊的自信、智慧和決策能力——也就是測量參與者對阿俊能否勝任的看法。整體而言，銀行存款多的阿俊比銀行存款少的阿俊獲得較高的評價。
研究人員想要了解，在現實世界，光環效應是否對求職者有影響。在一項後續研究，他們發現就算所有資格條件均等，雇主比較可能僱用有錢的求職者，勝過貧窮的。當然，求職者一般不會出示他們的銀行月結單。
但這項研究的作者指出，求職者帶去面試的「富裕線索」似乎能賦予他們不公平的優勢，勝過技能和能力相同的求職者。
你可曾相信某人只因擁有我們文化垂涎的「有缺陷的自我價值定位」，就比較有魅力、討人喜歡或有見地？那個人真的如你想像的令人信服和幹練嗎？或者他們也是人，也會犯錯，只是像我們所有人一樣試著符合圍繞成功的社會規範呢？
你怎麼為你自己定義成功呢？那個定義怎麼在你的人生幫助你或傷害你呢？往往，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已陷入文化錯覺，因為我們的家人和同儕都相信這樣的謬誤敘事：
你去度假的地點、你的小孩上的學校、你戴哪款手錶、你拎哪種皮包去開會，決定了你是不是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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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Manisha Tha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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